“工作的终结”这一核心思想有许多版本。在凯恩斯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他来说，更大的工作自由似乎是一种现实的甚至即将实现的可能性。在1930年代首次发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凯恩斯预测，生产技术的进步可能会缩短工作时间，到2030年，全人类的平均工作时间将减至每周15个小时（Keynes，1932）。凯恩斯在说到未来的社会最终“解决”了“经济问题”（指物资稀缺，没有足够的商品流通）时探讨了这一点，而那时人类将有幸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在摆脱紧迫的经济忧虑后，人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在科学和复利为人类赢得闲暇之后，应该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去更明智、更惬意、更好地生活。”（Keynes，1932：366）。当然，能否让生产的发展最终有助于人类自主性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技术是否能够减轻对劳作的需求，还取决于社会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致力方向。新技术将用于什么目的以及谁的目的？节省出来的工作时间将如何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经济的无节制增长？继续将工作伦理视作一种文化理想来维护是否合理？如果社会想要让技术发展实现其真正的益处，我们就需要进行严肃的政治讨论。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最好地利用社会的技术和智力资源从而“以最少的辛劳和痛苦，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需求、发展个人才能”Marcuse，2002 x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