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经常笑，还很容易紧张、惊慌失措。她不是一个沉默的女人。她笑时总是滩以抑制地拍打旁边的人，时常笑到合不拢嘴，发不出声音（有一次，马六甲的老三姨来看望她，在餐馆里，她激动得整副假牙都掉出来！）。如今想来，她那夸张的笑也许隐含多重意义，是对生活的幽默和悲苦的回应、反击或消解。那笑很可能强化了我们对她的印象，甚至构成了一个假象，使我们深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乐天知命的普通女人，没有一点隐藏的、更深刻的意义（她到底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年，我渐渐遗忘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漠然，离乌拉港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缘故。我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也在独自面对生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人要承担一切选择的结果”，我总这样想。当小心翼翼的尝试最终都化作一声叹息或被逐渐忘却，不再被提及时，我的这个想法更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她有丈夫，这些事应该由她的男人去做。”我会这样说。一天晚上，她突然走进房间，坐在那张我用来顶着房门的圆木凳上。木凳没有靠背，她佝偻着，衬衫的领子耷拉下来，露出她那嶙峋凸出、干瘪、皱巴巴的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