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朋友行事方式也是如此，这些人不是那种渴望离开家乡、到纽约或洛杉矶寻找更刺激的生活的人，他们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拿到法学工程学和商学学位后，就在离母校和老朋友几英里远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生儿育女，创立企业，或加入公司，或竞选公职，然后把闲暇时间花在各种类型的公益事业上，就像是学校附加税和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之于我父亲。我父亲的许多朋友是市政联盟的成员，市政联盟与保龄球运动无关，它是一个青年无党派改革者的组织。市政联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像我父母这样30岁出头的人，他们下定决心要跟在他们眼中迂腐守旧的西雅图政府大唱反调。我父亲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市政联盟如何评估政党候选人的资质，以及在选举年中公布评分结果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的餐桌对话围绕着该组织清理华盛顿湖的愿景展开。多年来的污水和工业废料排放让湖水变成了毒水，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水体污染，不可入浴”的标志已被取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