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沿线的唐朝官员们,与令狐潮一样在压力下选择投降,并不单纯是因为贪生怕死,很大程度上,恰好处在正面战场的河南地方守备官员们,如果继续忠于唐王朝多半只能以身殉国,但即便如此,也很难给自己留下好名声,家人也并不能获得优待。因为归根到底,他们未能完成守土一方的职责。“好死不如赖活”这句话,士大夫阶层们未必会认可,但如果选择效忠到底也很难“好死”时,大部分地方官自然更容易选择“赖活”。个人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张巡、贾贲这样逆行者的身影才显得更加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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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杨国忠不仅仅担任首相,还亲自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和人事大权。人臣的权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说也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杨国忠的权力都是来自皇帝,皇帝给了他这么惊人的权威,不是为了让他多领几份俸禄,而是要他为自己干活的。除此之外,杨国忠还得和李林甫一样为皇权充当打手,为皇帝得罪人。担任过类似角色的相近人物中,前秦的王猛操劳过度而死,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则多活了几十年,最后身死族灭不说,临死前还饱受侮辱。为皇帝干这种权臣加酷吏的活,危险系数极高,与其说是大权在握,不如说是一把利剑悬在了 2、早在统一后的秦朝和西汉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就不得不依靠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关东地区向长安供给的粮食数量在整个秦朝和西汉时期是节节攀升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都属唐朝的国力强盛期,向外扩张节节胜利,然而却有着十几次去关东地区“就食”的记载。 归根结底,“大一统”王朝只要定都长安,就会始终受困于粮食和人口的矛盾。越是盛世,长安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逐渐膨胀,虽然关中平原因为气候回暖、水利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缘故,产出也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时代条件下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由于漕运技术水平的限制,唐朝前期关中歉收时,皇帝一般选择带领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口去洛阳“就食”。其中最凄惨的大概是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大饥,甚至长安城里都发生了人相食的情况。唐高宗几乎逃荒一般前往洛阳,由于出行仓促,随行禁军都有不少饿死的。唐高宗次年就病死在洛阳,武则天建立周王朝后曾迁都洛阳,武周王朝终结后,首都重新迁回长安。 3、可能后人会认为,杨国忠只是一个奸佞小人,皇帝为何不杀他以平息舆论?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到底是不是奸佞小人,我们一时难以下定义,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一个化身罢了。皇帝宠信杨国忠,是因为杨国忠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能最大限度满足皇帝的要求,并且办事情总让皇帝很满意。皇帝需要整治敲打一些人时不方便亲自下场,杨国忠也会冲锋在前。这样一来,皇帝最多被人认为年老失察,而杨国忠则成了蛊惑皇帝的奸佞,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如果有机会为自己辩白,杨国忠大约会高呼“我就是皇帝的一条狗,皇帝叫我咬谁就咬谁”吧。 4、我们再看唐玄宗时期的状况不难发现,此时还想用府兵制应对边境军事问题,只怕是不大可能。府兵制的崩坏主要发生在高宗武后年间,具体表现形势是军户大量逃役…玄宗上台后,开元年间朝中也一度热议如何整顿并恢复府兵制的辉煌,但很快就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唐玄宗时期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府兵制对于帝国也就成为一个经济上得不偿失的制度。……要在西北和东北边疆大规模用兵,一线常备兵力至少也要20万以上,需要配备的府兵可谓天文数字。朝廷要保持对府兵的吸引力,至少得为100万以上的府兵准备上亿亩土地,作为基础授田和勋田奖励。可朝廷手里哪还有这么多土地?如果去市面上买地,此时地价又比唐初涨了不知多少倍,成本足以让唐帝国望而生畏。对唐帝国而言,招募一个职业士兵,给他开高额薪水,总成本反而要低很多。府兵制崩溃的本质是,隋末大乱中李唐政权以极低的成本掌握了大量土地,随后一段时间内,唐延用土地换取兵源和军事开支称得上一本万利。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流通大大加速,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土地价值大幅增加、朝廷可随意支配的土地大幅减少,此时再用土地换兵源反而是严重亏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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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坪

原作者:张诗坪

张诗坪简介:

张诗坪,笔名“黑色君”,《国家人文历史》长期撰稿人,倾向于借鉴欧美学术界古典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和量化模型,还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和政治博弈。 胡可奇,笔名“扁舟听雨”,多平台历史领域作品创作者,IT人员,擅长用IT思维解构历史,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定量分析。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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