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坪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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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坪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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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制减少了大量的中间环节，几乎把部队的所有日常生活、训练等成本都节省了，这也是府兵鼎盛时期，唐帝国的对外作战显得非常强势的原因所在：国家的财政收人基本只需负责战争期间的物资投入，在一个局部战场可以有超大手笔的投入，从而形成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然而府兵制本身的运营模式注定了它无法长期维持。既然府兵制的核心是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免费兵役，那么其运行的根本前提是国家对土地有较强的控制调配能力。也就是说，以均田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是府兵制得以有效运转的根本条件。一旦原本的经济基础被破坏，府兵制的运营模式就必然会趋向崩溃。。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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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唐玄宗时期的状况不难发现，此时还想用府兵制应对边境军事问题，只怕是不大可能。府兵制的崩坏主要发生在高宗武后年间，具体表现形势是军户大量逃役…玄宗上台后，开元年间朝中也一度热议如何整顿并恢复府兵制的辉煌，但很快就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唐玄宗时期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府兵制对于帝国也就成为一个经济上得不偿失的制度。……要在西北和东北边疆大规模用兵，一线常备兵力至少也要20万以上，需要配备的府兵可谓天文数字。朝廷要保持对府兵的吸引力，至少得为100万以上的府兵准备上亿亩土地，作为基础授田和勋田奖励。可朝廷手里哪还有这么多土地？如果去市面上买地，此时地价又比唐初涨了不知多少倍，成本足以让唐帝国望而生畏。对唐帝国而言，招募一个职业士兵，给他开高额薪水，总成本反而要低很多。府兵制崩溃的本质是，隋末大乱中李唐政权以极低的成本掌握了大量土地，随后一段时间内，唐延用土地换取兵源和军事开支称得上一本万利。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流通大大加速，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土地价值大幅增加、朝廷可随意支配的土地大幅减少，此时再用土地换兵源反而是严重亏损的。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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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后人会认为，杨国忠只是一个奸佞小人，皇帝为何不杀他以平息舆论？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到底是不是奸佞小人，我们一时难以下定义，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一个化身罢了。皇帝宠信杨国忠，是因为杨国忠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能最大限度满足皇帝的要求，并且办事情总让皇帝很满意。皇帝需要整治敲打一些人时不方便亲自下场，杨国忠也会冲锋在前。这样一来，皇帝最多被人认为年老失察，而杨国忠则成了蛊惑皇帝的奸佞，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如果有机会为自己辩白，杨国忠大约会高呼“我就是皇帝的一条狗，皇帝叫我咬谁就咬谁”吧。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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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统一后的秦朝和西汉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就不得不依靠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关东地区向长安供给的粮食数量在整个秦朝和西汉时期是节节攀升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都属唐朝的国力强盛期，向外扩张节节胜利，然而却有着十几次去关东地区“就食”的记载。归根结底，“大一统”王朝只要定都长安，就会始终受困于粮食和人口的矛盾。越是盛世，长安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逐渐膨胀，虽然关中平原因为气候回暖、水利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缘故，产出也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时代条件下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由于漕运技术水平的限制，唐朝前期关中歉收时，皇帝一般选择带领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口去洛阳“就食”。其中最凄惨的大概是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大饥，甚至长安城里都发生了人相食的情况。唐高宗几乎逃荒一般前往洛阳，由于出行仓促，随行禁军都有不少饿死的。唐高宗次年就病死在洛阳，武则天建立周王朝后曾迁都洛阳，武周王朝终结后，首都重新迁回长安。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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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杨国忠不仅仅担任首相，还亲自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和人事大权。人臣的权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说也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杨国忠的权力都是来自皇帝，皇帝给了他这么惊人的权威，不是为了让他多领几份俸禄，而是要他为自己干活的。除此之外，杨国忠还得和李林甫一样为皇权充当打手，为皇帝得罪人。担任过类似角色的相近人物中，前秦的王猛操劳过度而死，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则多活了几十年，最后身死族灭不说，临死前还饱受侮辱。为皇帝干这种权臣加酷吏的活，危险系数极高，与其说是大权在握，不如说是一把利剑悬在了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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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李林甫权势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儿子却每天胆战心惊，甚至向父亲哭诉：“帝国所有的实权派除了皇帝差不多都是您的敌人，高处不胜寒，今后只怕我们父子俩没法善终啊。”李林甫闷闷不乐地回答道：“事已至此，我又能怎么样呢？”然而李林甫实在很幸运，皇帝活得实在够久，李林甫居然得以善终。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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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及其心腹杨国忠的施压，对太子继位后清算自己的恐惧，个人的政治野心，都是安禄山最终铤而走险起兵反唐的重要原因。而河北地界军方对唐廷的不满情绪，安禄山身边那些河北出身的心腹幕僚们持续不断的劝说，都让他看到了起兵背后的人心基础。唐玄宗统治的中后期战略重心持续西移对河北军民利益的损害，更是让河北这个火药桶持续升温。后突厥汗国崩溃导致的部族迁徙，契丹人和奚人的持续加盟，同样大大增加了安禄山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一切，最终让安禄山下定了反叛决心。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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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一个化身罢了。皇帝宠信杨国忠，是因为杨国忠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能最大限度满足皇帝的要求，并且办事情总让皇帝很满意。皇帝需要整治敲打一些人时不方便亲自下场，杨国忠也会冲锋在前。这样一来，皇帝最多被人认为年老失察，而杨国忠则成了蛊惑皇帝的奸佞，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如果有机会为自己辩白，杨国忠大约会高呼“我就是皇帝的一条狗，皇帝叫我咬谁就咬谁”吧。回过头看安禄山叛乱这件事。长期以来，杨国忠以坚决反对安禄山的形象出现在朝堂，整天告安禄山的黑状，要求皇帝处死安禄山。现在安禄山反了，不是恰恰证实了杨国忠的先见之明？可是，安禄山叛乱后，大家仍然把矛头纷纷指向杨国忠，这到底算哪门子逻辑？可惜政治舆论向来就不讲究逻辑，而是看哪边发声的人更多，声音更响亮。大家之所以攻击杨国忠，不过是因为不敢明目张胆直接攻击皇帝，于是选择借攻击皇帝的代理人，来隐晦表达对唐一有瓷格局不清然这样。不到万不得已，皇帝是绝不能轻易丢弃杨国忠的。皇帝一旦保不住杨国忠，就意味着以后哪位宰辅重臣再敢像李林甫、杨国忠那样成为皇帝心腹，甘愿做皇权黑手套、代皇帝干得罪人的事情，谁就会被打成杨国忠余党，继而被群起而攻之。真到了这地步，唐玄宗身为皇帝的权威就会被严重损害。后来的历史也证明，等杨国忠死于兵变，唐玄宗也就只能当大上皇去了。随后的亲征风波中，长安城内涌动的潜流开始浮出水面。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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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哥舒翰在离开潼关的时候，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后人更因此指责唐玄宗、杨国忠为了政治斗争不惜让哥舒翰送死。我们在前一章已经仔细分析过，长安朝廷无法自给自足，漕运到现在也已经断绝半年了。此时的燕政权占据了富庶的中原地区，加上封常清之前在洛阳把大量储备物资留给了叛军，河南地区的燕军现在易于供养，后勤压力反而远小于困守潼关的长安朝廷。毕竟，长安朝廷的粮食库存不仅要维持潼关守军，还得维持河西陇右对吐蕃前线的驻军，以及宫廷内外大量脱产人口。从当时身在军中的著名诗人高适战后向皇帝汇报的情况来看，从天宝十五载的五月起，潼关前线已经开始缺粮。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还频频主动挑衅朝廷，先公报私仇害死安思顺，随后大肆筹划“清君侧”，还杀死杜乾运后吞并其部，准备对杨国忠和他背后的老皇帝下手。相比之下，长安朝廷投鼠忌器，无论是顺着哥舒翰上书要求赐死安思顺兄弟，还是让哥舒翰节制杜乾运等部新兵，都可谓忍耐和节制。因此，在勉强还能指挥得动潼关这支主力军队时，派他们去收复洛阳，尽快恢复清运线路、是长安朝廷的必然选择。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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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沿线的唐朝官员们，与令狐潮一样在压力下选择投降，并不单纯是因为贪生怕死，很大程度上，恰好处在正面战场的河南地方守备官员们，如果继续忠于唐王朝多半只能以身殉国，但即便如此，也很难给自己留下好名声，家人也并不能获得优待。因为归根到底，他们未能完成守土一方的职责。“好死不如赖活”这句话，士大夫阶层们未必会认可，但如果选择效忠到底也很难“好死”时，大部分地方官自然更容易选择“赖活”。个人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张巡、贾贲这样逆行者的身影才显得更加伟岸。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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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坪

张诗坪作品：《安史之乱》

张诗坪简介：

张诗坪，笔名“黑色君”，《国家人文历史》长期撰稿人，倾向于借鉴欧美学术界古典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和量化模型，还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和政治博弈。胡可奇，笔名“扁舟听雨”，多平台历史领域作品创作者，IT人员，擅长用IT思维解构历史，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定量分析。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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