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塞外内附部族在唐帝国设立的羁摩州郡之中，“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呈现典型的贵族政治，唐廷委任的地方军政长官很难插手。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对这些内附部族的大贵族礼遇有加，对他们内部的事务无力介入。但他在自己的军镇体系内，可以大力扶持提拔这些部族中地位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较低的部族内部身份，通过军功得到了提拔，才在军镇体系内逐渐崛起。这些基层军官崛起后，内附部族中类似情况的人都会被他们吸引，进入军镇体系之中。唐玄宗之所以选择放手任用安禄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政治暴发户，一旦没有了朝廷的政治背书，在军镇体系内部以及与内附的部落贵族打交道时，步调和目标都很难一致，比较容易进行分化处理。正因为如此，安禄山起兵叛乱后离不开这些内附部族大贵族的支持，所以在政治上进行了极大程度的让利。安禄山的“大燕国”系下，除了自己家族之外，其余地位较高的都是类似于李归行何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来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大贵陈，他们但拥有强大部众，还在整个草原世界都有巨大号召力。稍往下的则是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自带部落的首长级大贵族。再雅下是崔乾佑、田承嗣、蔡希德、张通儒这一类唐王朝正规精锐边军的高级军官，继续往下才是以张献诚为代表的附近地方州郡势力，排在最后的则是从唐王朝投降而来的各路势力。大燕国”这样复杂的一个权力体系，在范阳、平卢等地经营了十几年的安禄山勉强能应付过来，到安庆绪手里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何况史思明在安禄山起兵前不过是一个平卢军中层军官，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