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盛世的终结更像历史的必然。在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大趋势下，关中本位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吐蕃崛起后关中的地缘形势进一步恶化。定都关中的成本进一步提高。雄才大略的唐玄宗统治期间，一方面让唐朝的经济、政治都到达了中国古典时代的极盛期，一方面在西边还能力压吐蕃，但其行政与军事开销也随之猛涨，为此不得不费尽心思扩充财政，极大栖牲关外军民的利益。河南、江南等大部分地区本身没有精锐部队，朝廷过度压榨他们的利益的副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河北的边镇却同样是唐帝国的军事要地，拥有十余万精锐边兵，还有突厥崩溃后大量南下的游牧部族精兵，一旦这里与中央矛盾激化，火药桶很快会被引爆。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流转的加速，门阀士族政治逐步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均田制、府兵制这些旧时代行之有效的土地制度与军队运作模式，也都逐渐走向式微，随之而来的是职业军人阶层兴起，这是藩镇割据时代到来背后的经济基础。君主的个人品质、卓越的权谋，或许能短暂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无法长久改变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历史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安禄山、史思明这些野心家的叛乱，唐玄宗的内外政策也难以持续。除非唐帝国能主动在西线采取收缩策略，不然就难以避免持续膨胀的财政支出尤其是边事开支。长此以往，唐帝国的稳定同样会出现问题：要么有其他不堪负担的地区出现变乱，要么因为财政无法维持下去而走向破产。安史之乱充其量是以一种更剧烈而动荡的方式，强迫唐帝国完成了这个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