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同样在1985年出台的《劳动者派遣法》进一步放宽了对企业用人的管制。经过多次修正，“劳务派遣”这一雇佣方式渗透进各行各业，为期一天的派遣也成为可能。广大企业试图通过削减人力成本熬过不景气的难关。小泉内阁在二十一世纪初推进结构改革时，为其出谋划策的是内阁中的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他在2009年出任劳务派遣巨头保圣那（Pasona）集团的董事长，在位十三年之久。据说保圣那通过东京奥运会和新冠疫苗接种的派遣业务赚了个盆满钵满。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式员工增加，是政商勾结的结果。很多人认为放宽管制能促进自由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却没意识到这样会分化受益者和掉队者，扩大贫富差距。政客对商界的优待在税率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提高累退性①高的消费税率（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同时降低所得税累进税率②和法人税率。在1989年，法人税率还有40％，但后来逐步下降，在2018年降至23.2％。消费税上涨带来的税收几乎被法人税率的下降抵消了。部分财政学者明确指出：“只要恢复九十年代初的所得税累进税率和法人税率，即使不引入消费税，也足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来自商界的巨额政治献金使政界屈服于压力之下。岸田内阁在成立之初曾主张对富人的资产征税，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我们所处的现状，可谓是政客一手酿成的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