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处在一种双重的和无法解决的“双重束缚”的情况中，面对这个系统，就像儿童面对成人世界的要求一样。儿童被要求将自己构成为自主的、负责任的、自由的和有意识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将自己构成为臣服的、惰性的、服从的和顺应的客体。儿童在所有层面上都进行抵抗，并且对于这一自相矛盾的要求，他们以一种双重战略来回应。对于成为客体的要求，他们以一切不服从的、反叛的、解放的实践进行违抗，这些实践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对主体的完全追索。而对于成为主体的要求，他们进行同样顽固而有效的违抗，他们以自己为客体进行抵抗，也就是说，采取一些完全相反的实践：幼稚、过度顺应、完全依赖他人、消极、愚蠢。这两种战略的客观价值都不高。…如今战略性的抵抗是对意义的拒绝和对言说的拒绝，或者说，是对系统机制进行过度顺应的拟真，这是一种拒绝和不接受的形式。这正是大众的战略，它相当于通过加倍的方式，将系统自身的逻辑反送给系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向量（意义）反送出去，而不吸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