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最贫穷的人被认为是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或者是那些社会提供给他们机会后却不愿意抓住的人。经济上的贫困被归咎于胸无大志,这种持续强化的文化态度也反过来允许政府忽视贫困和失业的结构性原因。在这个新框架之下,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不平等、工作岗位稀缺和有吸引力的工作匮乏等结构性病征,而是一个所谓的崇尚懒惰、讲究应得权利和习惯依赖的文化的个体病征。这些文化解释不光带来了个人的痛苦和污名化,也同时将更结构性或系统性的问题拒之门外。大规模失业本应让我们有机会去质疑工作是否是一个有效的社会融人和团结机制,但实际正在进行的讨论却狭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