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马斯·曼或者加缪还试图用不合逻辑来表现“荒诞”时,克劳德·西蒙直接取消了逻辑,他意识到小说传统中强大的隐喻习惯,所以,他把以往的小说称为“寓言”,寓言总是贴合着世界的起伏变化、按照因果逻辑扮演并且传达点什么主张,类似于本雅明说的“建言”,意思就是,读了一个故事,我总要从经验上获得一点启发或者教益。在一次讲座中,西蒙引用格里耶的话申明了自己的主张:“这个世界既没有意义,也不荒诞,而仅仅只是存在着。”这句话要是契诃夫或者巴尔扎克在泉下听到,可真的要惊跳起来吧,因为西蒙直截了当地“废掉了”他们的“招子”。在西蒙笔下,细节是现象的直接呈现,拒绝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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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熟的作家虽然会写很多作品,但他们会逐渐形成一种最为青睐的角色原型,用以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命瞬间某个最典范的真相的把握,他们所有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其实都是某一类角色的变形——福楼拜总是喜欢写把自己投射到他者身上的空洞的灵魂,契河夫总是喜欢写淹没在庸常中却浑然不觉的自得者,菲利普·罗斯总喜欢写在色欲的兴奋与死亡的折磨之间来回折返的中年男人。读者读得多了,了解到作家们各具特色的角色原型,对细节的抓取也能够形成指引,大概能够预判,哪些作家笔下的人物自白更倾向于伪装和扭曲。 2、如果不进门,又怎么能见到小小门洞后面的大千世界,趣味,是入门的邀请。批评的趣味并非由轻浮的玩笑、故作幽默的表达或者关于作家们的段子带来,这些东西都是围绕在理想批评之外最浮光掠影的存在。趣味的基础反而是虔敬、敏锐与冷峻——虽然它们乍一看都并不好玩。虔敬,是批评者对所阅读和讲授的文本保持全情投入的信念。这并不意味着将某位作家神化膜拜,而是出于内心真实的响应——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召唤(calling)。唯有如此,批评者才可能说出真话——不是重复他人的观点,不是用现成的理论代言自己,也不是轻易采信人们公认的常识,而只说亲自体会过并且相信的东西。真实让趣味不至于沦为讨好;同时,文学批评不是作家轶事的故事集,不是对“金句”的剪贴与传颂。真正的批评要深入文本的字里行间,咂摸与捕捉它的气息、音调、质地、光泽,并对其进行个性化的爆破与开采。它需要一种千锤百炼锻造出的敏锐感,能够精确地锚定在那些他人往往视而不见的细节之上——像侦探破案一般,这种“发现”的过程本身,也会带来深切的愉悦。而且,我始终希望,批评能告别那种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的自娱自乐,成为一种真正面向公共领域的创造。这正是冷峻的伦理立场不可或缺的时刻——它决定着我们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又为何在无数可能中选择某一部作品、某一类细节,予以注目、阐释、放大。这些选择,从来不仅仅是审美的趣味或理论的倾向,它们无一不是一次伦理的表态:我们愿意倾听谁的声音,愿意承认谁的破绽,愿意赋予哪一种存在方式以重量。但所有这些“重量”,我想用最轻盈的方式去安置。我找到的,正是细节。 3、我们总是先爱上,然后才会事后归因地解释爱的原因。很少有人在感情感性地萌生之时:就能条分缕析地解释爱上一个人的理由。可是,哪怕在爱上之后追根溯源地总结“值得爱”的种种原因时,人们也会发现似乎并不完全吻合最初的感受。与此相反的,则是在现代的婚恋市场上,人们总是先理性地计算匹配的条件,然后再谈“过敏”的可能。 4、如何在压倒性的全民娱乐、道德收紧、意见审查、庸见包裹与政治正确中保卫自己,成了一个人真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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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子

原作者:张秋子

张秋子简介:

张秋子,云南昆明人,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比起“教外国文学的”或“专业读者”,更想做“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的人”。 已出版作品集《万千微尘纷坠心田》《堂吉诃德的眼镜》《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曾获《新京报》文学教育实践特别致敬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批评提名。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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