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一计算,玄宗皇帝为了全方位对抗吐蕃,各地一共投入了22.3万士兵,占全国总编制49万的近半比例! 府兵制为代表的低成本军事财政制度又在此时崩溃,帝国的军费开支飞速上涨。如何应对巨额军费,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成为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主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宗皇帝不得不猛烈地扩大纳税人口,巨幅增加中央收入,并授予节度使全面的军政大权,以应对复杂的边境形势。扩大纳税人口的主要手段便是清理隐户,与门阀士族争夺人口。汉末以来,一个政权要想保持稳定,通常都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共同治理。中央只管解决中央需要的开支,地方的开支和维稳由地方豪强解决,大约一半的人口成为史书上所谓的“隐户”。 他们实际上属于地方豪强,因此不列人统计户籍,只对自己的领主负责,不需要向中央缴税。唐帝国在开国初年之所以能迅速扫平天下,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和众多豪强达成和解,彼此共治国家。所以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时期,户口不到300万,直到高宗时期,唐帝国的寿命已经超过了隋帝国,但是户口仍然只有380万,不到隋帝国的一半。到唐玄宗时期,为了增加纳税人口,填补对吐蕃战事的巨大军费需求,唐帝国又不得不开始与豪强争夺人口了。 在古代史官的评价体系中,这层围绕财政展开的政治和人事斗争,往往会被披上一层忠臣与奸臣的外衣,演化成一个个好人与坏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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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从来都是万千人共同博弈的舞台。在前台活跃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建立功业、留名后世,往往是因为有着无数人基于共同的利益、立场给予支持。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政治生态和面貌迥异,这背后是数不清的人在参与博弈和争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无数人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最终形成的合力。中晚唐时代,军人越来越多团结成一股力量并直接参与政治博弈,藩镇割据格局逐渐定型。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变迁。 2、现在,杨国忠不仅仅担任首相,还亲自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和人事大权。人臣的权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说也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杨国忠的权力都是来自皇帝,皇帝给了他这么惊人的权威,不是为了让他多领几份俸禄,而是要他为自己干活的。除此之外,杨国忠还得和李林甫一样为皇权充当打手,为皇帝得罪人。担任过类似角色的相近人物中,前秦的王猛操劳过度而死,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则多活了几十年,最后身死族灭不说,临死前还饱受侮辱。为皇帝干这种权臣加酷吏的活,危险系数极高,与其说是大权在握,不如说是一把利剑悬在了 3、早在统一后的秦朝和西汉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就不得不依靠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关东地区向长安供给的粮食数量在整个秦朝和西汉时期是节节攀升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都属唐朝的国力强盛期,向外扩张节节胜利,然而却有着十几次去关东地区“就食”的记载。 归根结底,“大一统”王朝只要定都长安,就会始终受困于粮食和人口的矛盾。越是盛世,长安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逐渐膨胀,虽然关中平原因为气候回暖、水利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缘故,产出也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时代条件下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由于漕运技术水平的限制,唐朝前期关中歉收时,皇帝一般选择带领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口去洛阳“就食”。其中最凄惨的大概是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大饥,甚至长安城里都发生了人相食的情况。唐高宗几乎逃荒一般前往洛阳,由于出行仓促,随行禁军都有不少饿死的。唐高宗次年就病死在洛阳,武则天建立周王朝后曾迁都洛阳,武周王朝终结后,首都重新迁回长安。 4、可能后人会认为,杨国忠只是一个奸佞小人,皇帝为何不杀他以平息舆论?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到底是不是奸佞小人,我们一时难以下定义,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一个化身罢了。皇帝宠信杨国忠,是因为杨国忠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能最大限度满足皇帝的要求,并且办事情总让皇帝很满意。皇帝需要整治敲打一些人时不方便亲自下场,杨国忠也会冲锋在前。这样一来,皇帝最多被人认为年老失察,而杨国忠则成了蛊惑皇帝的奸佞,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如果有机会为自己辩白,杨国忠大约会高呼“我就是皇帝的一条狗,皇帝叫我咬谁就咬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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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坪

原作者:张诗坪

张诗坪简介:

张诗坪,笔名“黑色君”,《国家人文历史》长期撰稿人,倾向于借鉴欧美学术界古典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和量化模型,还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和政治博弈。 胡可奇,笔名“扁舟听雨”,多平台历史领域作品创作者,IT人员,擅长用IT思维解构历史,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定量分析。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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