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女性依赖于平凡的女性。只有当我们了解普通女性的生活条件——她们有多少孩子，是否有自己的收入，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有人帮助她们赡养家庭，是否有仆人，是否承担了部分家务——只有我们能估计出一位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时，才能够解释杰出女性作家的成功或失败。即使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也几乎完全受困于家庭和情感。……由于性别原因，创作这些小说的女性被排除在某些人生体验之外。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她们能够无视这些要求和恳求，并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受蔑视或谴责的影响。但这需要非常平静或非常强大的心灵，才能抵制愤怒的诱惑。与此同时，女性也开始变得更加独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因此，她们小说的主题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似乎对自己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对其他女性更加关注。英国女性从一种微弱、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存在，转变为选民、挣工资之人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种转变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开始趋向非个人化。现在，她们与旁人的关系不仅是情感上的，而且是智力上和政治上的。旧制度迫使女性不得不通过丈夫或兄弟的眼光或利益来旁敲侧击地观察或质疑，而现在，她们为自己行动，为直接和实际利益而采取行动。因此，她们的注意力从过去只关注个人，逐渐变得非个人化，她们的小说自然变得更具有批判性，对个人生活的分析则变得更少。随着女性逐渐摆脱对现实的执着，不再满足于仅仅记录自身所见的琐事，她们的视野将超越个人甚至政治关系，转向更广阔的命题——关于命运，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当然，诗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它依赖于闲暇、金钱，以及金钱与闲暇带来的那种超然与冷静的观察力。一旦女性拥有了这些，她们自然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技艺，写作也将变得更加大胆而丰富。届时，女性将拥有那些长期被剥夺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