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不得不大声说话或是弄出一些噪音来，以盖过声音毫无意义、恬不知耻的废话，好让我的神经得到暂时的休息。在不了解真正原因的医生看来，这看上去可能像一种躁狂，我多年来受到的对待（至少是在晚上）可能也是由此导致的。“精神折磨”一词毫不夸张，其程度可以从一些事实中体现出来：我睡在软垫病房的那段时间（1896一1898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床外待好几个小时，用拳头捶打紧闭的卷闸；或者在卷闸被移除后，只穿一件衬衫站在打开的窗边，而冬天的气温只有-10℃~-8℃，我冻得瑟瑟发抖（自然的霜冻会被奇迹的霜冻加强，就更冷了）；或者在一片漆黑的病房里摸索、头因为奇迹而撞上低矮的天花板；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好过躺在床上，在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会令我无法忍受。 我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质疑：为什么我没有从一开始就提出申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的医生？我只能反问一个问题来回答：对于我描述的超自然事件，人们真的能给予哪怕是丝毫的信任吗？即便是现在，如果这篇体量已趋于科学著作的论文能让我实现一个成果——让摇头否认的医生们对于我所谓的妄想和幻觉中是否存在某些真相产生些许的疑问一一我也会将之视为我论述之巧妙的重大胜利。假如我只尝试口头讨论，我很难指望他人有充分的耐心聆听我的长篇大论，更何况是意识到这些所谓的胡言乱语是值得思考的。况且我在这家精神病院住院的初期，我认为医生本人只是被草率捏造的人，他们的思虑都受到了对我有敌意的光束的影响——在我住院的后一阶段，我仍要坚持该观念的正确性，尽管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医生本人几乎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此外，一旦光束明确知道它们可以在我的身体里享受灵魂欲乐，或者，一旦我能对自身理智的不可摧毁性给出直接证据（相当于向它们表明，旨在摧毁我的理智的举措势必失败），它们的敌对态度就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