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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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黎锦熙写道:“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少数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思的宣传,跟着社会上一般人士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就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黎锦熙强调梁启超和1898年清政府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卢汉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新字初阶》(1893)和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见,获得政府和学界领袖的重视和支持是民间汉语改革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 19世纪末,在民族国家观念还未形成的中国,新教伦理的逻辑指向必然是以地方白话翻译《圣经》,宣讲教义。就语言而言,将19世纪前的中国与宗教改革前的欧洲相比,历史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在新教的语言伦理中,文言文如同拉丁文,中国的士大夫犹如宗教僧侣阶层,而清廷就像梵蒂冈一样,只有“腐败的仪式、秘密的官僚制度和古语”。约300年前欧洲与拉丁文的战斗,就是现在中国必须进行的和文言文的战斗。 明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偕同罗明坚入端州,“初时语言文字未达,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后以拉丁字母注音识字,利玛窦的汉语水平遂大增。1584年至1588年期间,他与罗明坚合编《平常问答词意》,这是一部葡华字典抄本,附有罗马字母注音,方豪称其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1593年底,利玛窦将朱熹的“四书”以拉丁文注音的形式译出;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迹》一卷,这是利玛窦以拉丁文拼写汉字的作品,含宗教画四幅,文字三段,在明末清初广为流传。……1625年,金尼阁在利玛窦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以罗马字注音的汉字字汇《西儒耳目资》,次年在杭州出版。……当然,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的汉字注音工作并非自觉的学术行 学界一般认为,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始于清末。胡适是语文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胡适认为,国语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白话大众传媒,并将国语运动的发展分成白话报时代、字母时代、读音统一会、国语研究会和国语文学运动等几个阶段。在《国语运动的历史》中,胡适说,“有一部分人要开通民智,怕文言太深,大家不能明了,便用白话做工具,发行报纸,使知识很低的人亦能懂得”。 但是汪晖认为,早期传教士的“口语化运动不仅是一种方言口语运动,而且是西方宗教文化合语言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侵蚀,它并不是一种语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毋宁是语言上的殖民主义运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和实践,本来就是西方文化扩张侵略的表现,这一点无需赘述和强调。这里,“西方文化扩张侵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用和强调方言主要是出于普及《圣经》的需要,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这将会强化地方语言身份,致使民族身份进一步碎片化,因此,传教中的方言主义既不是语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殖民主义运动”,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和胡适一样,黎锦熙也是国语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国语运动史纲》(1935)记录、描述了这场运动的过程,是这一领域早期的代表作。在这本专著中,黎锦熙与胡适略有不同,采用了历史学家的视角。他将国语运动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切音运动时期、简字运动时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他认为国语运动发轫于1897年前后,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开馆,前一年,即1896年,《时务报》出版,并在同年11月刊发了梁启超《沈氏音书序》;后一年,即1898戊戌变法年,“所谓“厦门卢汉章等所著之书”,居然见诸煌煌明谕;三十几年前的大清政府,居然也在那儿提倡“谐声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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