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

此外,像歌德、俾斯麦这样的人物的灵魂可能会保持自我意识(对自身身份的认识)长达数个世纪,而一个早天儿童的灵瑰也许只保持与其存活年数相应时长的自我意识。没有哪个人类灵魂可以永久地保留它曾作为这个或那个人的认识。毋宁说,一切灵魂的最终命运都是与其他灵魂融合,汇入更高的实体,只认识到自己是上帝的一部分(即“天堂前庭”)。这表明灵魂没有消亡一而是在这种意义上被赋予了永恒的存在,这是生命在另一种觉知下的延续。只有心胸狭隘的人才会认为相比于基督教中的个人不朽,这样的福乐是有缺陷的。如果一个灵魂的子孙后代都早已在永恒中安息,不计其数的世代也都进了坟墓,就连它曾经属于的民族都已经从现存民族的名册中被划去,这样的灵魂还记得它在人世曾用的名字、记得它早年的个人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当我还在弗莱希格的疗养院时,我就结识了一些光束:一些已经汇人更高实体、享受福乐的人类灵魂复合体:它们属于古犹太人(“耶和华光束”)、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光束”)和古日耳曼人(“索尔和奥丁光束”),其中肯定没有哪一个单独的灵魂还知道它儿千年前在这个或那个民族中曾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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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段时间我做了几个梦,当时我没有赋予它们什么特殊含义,即使现在,若不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想到它们至少有可能和神圣神经与我的连附有关,我还是会如谚语“梦不过是幻影”说的那样,对它们不屑一顾。当时我好几次梦见我之前的神经疾病卷土重来;我在梦中自然是十分痛苦,醒来之后庆幸于它只是个梦。还有一天早上,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记不清是半睡半醒还是已经醒了),我产生了一个感觉,完全清醒后再想起来觉得特别奇怪;这个想法是:如果能作为女人接受性交,一定非常美妙。这种想法和我的整个性情如此格格不入,假如我当时完全清醒,一定会愤慨地把它赶走。 2、有时我不得不大声说话或是弄出一些噪音来,以盖过声音毫无意义、恬不知耻的废话,好让我的神经得到暂时的休息。在不了解真正原因的医生看来,这看上去可能像一种躁狂,我多年来受到的对待(至少是在晚上)可能也是由此导致的。“精神折磨”一词毫不夸张,其程度可以从一些事实中体现出来:我睡在软垫病房的那段时间(1896一1898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床外待好几个小时,用拳头捶打紧闭的卷闸;或者在卷闸被移除后,只穿一件衬衫站在打开的窗边,而冬天的气温只有-10℃~-8℃,我冻得瑟瑟发抖(自然的霜冻会被奇迹的霜冻加强,就更冷了);或者在一片漆黑的病房里摸索、头因为奇迹而撞上低矮的天花板;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好过躺在床上,在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会令我无法忍受。 我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质疑:为什么我没有从一开始就提出申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的医生?我只能反问一个问题来回答:对于我描述的超自然事件,人们真的能给予哪怕是丝毫的信任吗?即便是现在,如果这篇体量已趋于科学著作的论文能让我实现一个成果——让摇头否认的医生们对于我所谓的妄想和幻觉中是否存在某些真相产生些许的疑问一一我也会将之视为我论述之巧妙的重大胜利。假如我只尝试口头讨论,我很难指望他人有充分的耐心聆听我的长篇大论,更何况是意识到这些所谓的胡言乱语是值得思考的。况且我在这家精神病院住院的初期,我认为医生本人只是被草率捏造的人,他们的思虑都受到了对我有敌意的光束的影响——在我住院的后一阶段,我仍要坚持该观念的正确性,尽管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医生本人几乎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此外,一旦光束明确知道它们可以在我的身体里享受灵魂欲乐,或者,一旦我能对自身理智的不可摧毁性给出直接证据(相当于向它们表明,旨在摧毁我的理智的举措势必失败),它们的敌对态度就会停止。 3、现在我即将谈到我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个人合怎的未来发展、我的宗教观念的传播及其真实性的有力证明。很可能在人类的宗教观念中引发一场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根本性变革。我不会低估推翻所有现存宗教体系的潜在危险。但我相信,真理必: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抵消宗教情感的暂时混乱所造成的一切损害。 尽管许多教条,尤其是迄今为止被公认为真理的基督教教条都必须加以修正,但是对于一个活的上帝的存在以及死后灵魂不朽的绝对确定的知识,对人类来说一定是祝福:因此我怀着这样的希望收尾,愿福星保佑我的努力取得成功。 4、之前在生活中了解我、有机会见识我冷静严肃的天性的人都会愿意相信,我本人绝不会斗胆提出“地狱王子”这般稀奇古怪的词,更何况这个词与我外部的生活环境、我的自由遭受的种种限制如此格格不入。我的周遭环境中的一切现象中,一定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到地狱或王子般的境遇。在我看来,被误归于我的“地狱王子”的说法,起初源于一种抽象。上帝领域可能一直都清楚,无论世界秩序多么宏大壮阔,它都并非没有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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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保罗·施瑞伯

原作者:丹尼尔·保罗·施瑞伯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简介:

【作者简介】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是一名德国法官,出身法学世家,曾任德累斯顿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患有当时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的疾病。他在《一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第二次精神疾病(1893—1902年),并简要提及了第一次疾病(1884—1885 年)。该书于1903年出版后引发...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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