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规模化日渐成熟,它很可能受到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兴起的影响,这是区块链技术中更具未来感的一个方面。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其共同所有权的工具是区块链。区块链是一种数字化、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①。通过数据块之间的加密链接,区块链保证了账本的安全性和永恒性。每个数据块,即区块,都包含时间戳、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唯一的标识符)以及交易数据。这些区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链接,形成了一个防篡改、可追溯的数据链。许多技术专家利用区块链这种结构建立了“加密合作社”,但由于对合作社身份的核心原则缺乏深入了解,这一术语经常被误用。首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被设计为去中心化版的Kickstarter(全球知名众筹平台)因而成为了合作主义精神的典范。一般来说,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创建并不总是以转型告终。“DAO化”,即通过股份代币化来实现组织所有权去中心化,更加清晰地展示了转型的过程。每一种转型模式都有助于层级组织下放决策权和所有权。用镜界(Lensational)、Krak和即将成为平台合作社的Hylo等组织的话来说,这些模式为寻求“社区接管”的组织提供了线路图。规模化模式将永远受益于“锚定机构”(anchorinstitutions)[1)提供的支持。“锚定机构”这一术语主要由 卡伦·富布莱特-安德森(Karen Fulbright-Anderson)、帕 特里夏·奥斯波斯(Patricia Auspos)和安德烈娅·安德森(Andrea Anderson)提出,指的是在某个地区或社区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机构,如大学、医院、博物馆等。[原注47]在英格兰北部的普雷斯顿,工党领导的市议会孵化了一个由十个工人合作社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确保所有政府采购仅限于本地的企业。类似的例子还有:纽约的家庭生活中心提供支持人员、培训和资金引导;澳大利亚合作社孵化器组织(Incubato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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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SMart在法律上不被视为社会特许经营(1),但各种平台合作社都将其视作典范,并希望在不同国家复制其模式。然而,虽然受益于 SMart BE(最初在比利时建立SMart 模式的合作社)提供的指导和支持,SMart在欧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却坚称自己独立于 SMart BE。另一方面,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伊娃环球(EvaGlobal)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伊娃环球有意将自身构建为一家公司而非合作社,以确保获得资金支持及生存保障。虽然这种公司架构可能会引发对劳动者合作社的担忧,但是对伊娃环球而言,这是为了维持公司的持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劳动者合作社的战略选择。尽管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模式前景广阔,并且允许司机保留其劳动所得的较大比例,但是这种模式所推行的规则并不总是符合特定子合作社的愿望和能力。伊娃环球正与当地计程车合作社合作,实施其基于区块链的网约车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要求当地的合作社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才能加入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网络。 2、数字注意力经济就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工厂里的产品,为科技巨头们提供了庞大、不透明、持续且常常是无意识的价值捕获。 3、随着平台规模化日渐成熟,它很可能受到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兴起的影响,这是区块链技术中更具未来感的一个方面。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其共同所有权的工具是区块链。区块链是一种数字化、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①。通过数据块之间的加密链接,区块链保证了账本的安全性和永恒性。每个数据块,即区块,都包含时间戳、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唯一的标识符)以及交易数据。这些区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链接,形成了一个防篡改、可追溯的数据链。许多技术专家利用区块链这种结构建立了“加密合作社”,但由于对合作社身份的核心原则缺乏深入了解,这一术语经常被误用。首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被设计为去中心化版的Kickstarter(全球知名众筹平台)因而成为了合作主义精神的典范。一般来说,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创建并不总是以转型告终。“DAO化”,即通过股份代币化来实现组织所有权去中心化,更加清晰地展示了转型的过程。每一种转型模式都有助于层级组织下放决策权和所有权。用镜界(Lensational)、Krak和即将成为平台合作社的Hylo等组织的话来说,这些模式为寻求“社区接管”的组织提供了线路图。规模化模式将永远受益于“锚定机构”(anchorinstitutions)[1)提供的支持。“锚定机构”这一术语主要由 卡伦·富布莱特-安德森(Karen Fulbright-Anderson)、帕 特里夏·奥斯波斯(Patricia Auspos)和安德烈娅·安德森(Andrea Anderson)提出,指的是在某个地区或社区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机构,如大学、医院、博物馆等。[原注47]在英格兰北部的普雷斯顿,工党领导的市议会孵化了一个由十个工人合作社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确保所有政府采购仅限于本地的企业。类似的例子还有:纽约的家庭生活中心提供支持人员、培训和资金引导;澳大利亚合作社孵化器组织(Incubator.co... 4、与特许经营模式类似的是复制模式。在复制模式下,新企业只需应用现有模版,模版通常包括开源软件或源代码可用软件。一个例子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平台合作社Up&Go,它充当了三个共享数字基础设施的本地合作社的综合平台。引入数字平台并未改变合作社成员之间日常合作的地方特性,只是让合作过程变得更为简化和高效了。Up&Go不再依靠在当地自助洗衣店公告栏上张贴传单,偶然获得新客户,而是通过应用程序吸引更有经济实力的新客户。Up&Go计划将其在纽约市的运营模式复制并推广至费城以及海外地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合作社成员得益于地理上的邻近性,能够更加方便地做出决策。不过,在借助平台扩大规模时,重要的是要确保民主管理不受损害。例如,Up&Go通过允许小型劳动者合作社加入这个平台大家庭,维持了合作社网络内的人际关系,也使得这些小型合作社在实现规模化的同时,保留了彼此间的人际信任。当成员分散在各地时,他们与合作社社区的情感纽带可能会变得脆弱。譬如,斯托克西联合社的成员遍布在65个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平台合作社在其网站上搭建了一个成员专属界面——本质上是一个自动化问题解决系统,成员能够在这个界面上表达和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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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原作者:特雷博尔·朔尔茨

特雷博尔·朔尔茨简介: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 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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