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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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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政治性。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意味着与现行权力结构同流合污，因为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于政治格局之外。

——特雷博尔·朔尔茨《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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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句：首先，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互联网核心部分的所有权变得如此高度集中？起初，互联网被誉为一个潜力无限的空间，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实现他们最狂野的自由主义幻想，而不受企业守门人）的限制，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互联网最初的理想主义愿景——个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空间，已经让位于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中心化的环境。

下一句：全球至少有4000万人曾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工作并赚取收入。以这种方式找到零工的劳动者主要是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除了配送员和计程车司机，还有打扫公寓的清洁工，照顾老年人的护工，以及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劳作的工人。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数字平台公司就已经严重依赖这类低薪劳动力：少数族裔、移民，以及因为种姓、贫困、残疾、性别或种族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而这些劳动者往往是隐形的。事实证明，零工劳动者面临的风险更高。而且，与传统工作场所（即非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劳动者相比，他们在工作场所面临着更严重的民主缺失。前者至少还有机会与老板直接交流。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自由民主有一个特殊的盲点，即在国家宪法层面重视有教养的、参与式的民主，却很少将其转化为组织机构的规范和标准。［原注2］正如威廉斯所言，20世纪有不少国家纷纷将民主制奉为首选的政治模式。然而，消耗了多数人大半人生的工作世界却依照另一套标准，执行着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体制。在工作世界里，劳动者被迫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一生受老板奴役。老板规定他们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以及遇到不友善的顾客时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份工作。而泰勒主义则加剧了这种主从关系。泰勒主义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旨在通过开发一种监控技术，使管理者能够控制工人的一举一动，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相较于20世纪初，如今工作场所中的监控方式更具侵略性。例如，在亚马逊的仓库里，员工的位置随时可知。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居然把这种管理方法视作常理。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必须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而被雇佣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如果人们不再受外部控制，而是由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驱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会发生什么呢？以支配他人为基础的体制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而如何改变这一体制，值得我们深思。［原注3］关于传统工作场所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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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SMart在法律上不被视为社会特许经营（1），但各种平台合作社都将其视作典范，并希望在不同国家复制其模式。然而，虽然受益于 SMart BE（最初在比利时建立SMart 模式的合作社）提供的指导和支持，SMart在欧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却坚称自己独立于 SMart BE。另一方面，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伊娃环球（EvaGlobal）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伊娃环球有意将自身构建为一家公司而非合作社，以确保获得资金支持及生存保障。虽然这种公司架构可能会引发对劳动者合作社的担忧，但是对伊娃环球而言，这是为了维持公司的持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劳动者合作社的战略选择。尽管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模式前景广阔，并且允许司机保留其劳动所得的较大比例，但是这种模式所推行的规则并不总是符合特定子合作社的愿望和能力。伊娃环球正与当地计程车合作社合作，实施其基于区块链的网约车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要求当地的合作社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才能加入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网络。 2、自由职业者通常需要自己找活儿，同时还要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程序和不稳定的现金流，这让自由职业成了一场艰难的探险。SMart 以短期合同聘用自由职业者，并直接与客户协商工作条款（价格、时限、范围）。［原注32］通过处理发票和收款问题，SMart 缓解了自由职业生活中最常见的烦恼之一，即担心无法按时收到报酬，或根本收不到报酬。SMart 保证在劳动者完成任务后的7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报酬，甚至还提供一个“小企业工具箱”用于记账、开票和保险管理。这项服务减轻了创意型自由职业者的行政负担，也正是 SMart 非官方口号“Vous créez， nousgérons！”（你创造，我们管理！）的核心所在。［SMart 的使命是集中资源以创造共享资源。为此，每张发票的2％都将划拨给互助担保基金，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SMart 扮演着类似工会的角色，为其成员提供支持。正如加尔·阿尔佩洛维茨（Gar Alperovitz）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严肃的未来政治都必须找到其他方式——如果可能的话！——来做工会曾经做过的事”。［原注34］实际上，SMart 是在效仿全国家政从业者联盟（National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等代表非工会成员的劳工组织。近年来，这类组织在美国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合作社还是这些“另类劳工”1）组织，都为前所未有的非正规工作提供了保护。 3、首先，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互联网核心部分的所有权变得如此高度集中？起初，互联网被誉为一个潜力无限的空间，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实现他们最狂野的自由主义幻想，而不受企业守门人）的限制，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互联网最初的理想主义愿景——个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空间，已经让位于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中心化的环境。 4、本章内容主要围绕用户合作社与劳动者合作社的案例展开。这两种合作社连同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共同构成了按成员权力分配分类的两大主要合作社类型。在科技初创企业的创建过程中，引入用户合作社与劳动者合作社模式，将有助于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公平分配、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并保障数字经济中劳动者的权利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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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原作者：特雷博尔·朔尔茨

特雷博尔·朔尔茨简介：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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