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社的全球生态系统并不仅限于本地和跨国的零工工作。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协调有序的系统,劳工平台、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其间完美地同步运作。劳工平台充当发电机,而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充当电路。在合作社原则的指引下,它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民主的互联网环境。平台合作社将行之有效的合作社模式和蓬勃发展的数字平台模式相结合。前者已被全球10亿人所采纳,后者则在科技抵制潮的冲击下继续发展壮大。此外,平台合作社模式还整合了分布式技术,不仅使其有潜力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同时相比传统的实体合作社模式,该模式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好处。许多平台合作社(如英国的Up&Go和平等照护合作社)向其员工支付的工资是采用风投模式的同类平台的两倍,这突显了平台合作社模式的优势,尤其是对于劳动者合作社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而言。同时,这些合作社劳动者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因为他们现在与公司有了利害关系,他们渴望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尽管存在管理层,老板却是他们自己。在劳动者合作社中,管理者由合作社成员自己选举产生,他们不仅要为成员负责,而且还可能被成员解雇。他们的职责是执行成员共同投票决定的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合作社致力于创建一个更为包容、民主且决策权共享的经济模式。与开普敦的司机为远在千里之外的股东创造利润不同,平台合作社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攫取利润,从而形成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更加公平的商业模式,不仅为群体创造价值,还为创始人和劳动者带来长期价值。法伊扎·豪普特最初以南非首位女性优步司机的身份而闻名,现在与翁甘西一同成为了开普敦网约车平台合作社的先驱。他们联手创建了一种合作社商业模式,确保收入留在当地社区。此外,与某些科技巨头不同,平台合作社优先在当地纳税,而不是通过避税区和低税区转移资金。在与翁甘西和豪普特这样的劳动者交谈后,我发现成为平台合作社的一员不仅赋予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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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SMart在法律上不被视为社会特许经营(1),但各种平台合作社都将其视作典范,并希望在不同国家复制其模式。然而,虽然受益于 SMart BE(最初在比利时建立SMart 模式的合作社)提供的指导和支持,SMart在欧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却坚称自己独立于 SMart BE。另一方面,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伊娃环球(EvaGlobal)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伊娃环球有意将自身构建为一家公司而非合作社,以确保获得资金支持及生存保障。虽然这种公司架构可能会引发对劳动者合作社的担忧,但是对伊娃环球而言,这是为了维持公司的持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劳动者合作社的战略选择。尽管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模式前景广阔,并且允许司机保留其劳动所得的较大比例,但是这种模式所推行的规则并不总是符合特定子合作社的愿望和能力。伊娃环球正与当地计程车合作社合作,实施其基于区块链的网约车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要求当地的合作社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才能加入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网络。 2、自由职业者通常需要自己找活儿,同时还要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程序和不稳定的现金流,这让自由职业成了一场艰难的探险。SMart 以短期合同聘用自由职业者,并直接与客户协商工作条款(价格、时限、范围)。[原注32]通过处理发票和收款问题,SMart 缓解了自由职业生活中最常见的烦恼之一,即担心无法按时收到报酬,或根本收不到报酬。SMart 保证在劳动者完成任务后的7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报酬,甚至还提供一个“小企业工具箱”用于记账、开票和保险管理。这项服务减轻了创意型自由职业者 的行政负担,也正是 SMart 非官方口号“Vous créez, nousgérons!”(你创造,我们管理!)的核心所在。[SMart 的使命是集中资源以创造共享资源。为此,每张发票的2%都将划拨给互助担保基金,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SMart 扮演着类似工会的角色,为其成员提供支持。正如加尔·阿尔佩洛维茨(Gar Alperovitz)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严肃的未来政治都必须找到其他方式——如果可能的话!——来做工会曾经做过的事”。[原注34]实际上,SMart 是在效仿全国家政从业者联盟(National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等代表非工会成员的劳工组织。近年来,这类组织在美国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合作社还是这些“另类劳工”1)组织,都为前所未有的非正规工作提供了保护。 3、首先,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互联网核心部分的所有权变得如此高度集中?起初,互联网被誉为一个潜力无限的空间,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实现他们最狂野的自由主义幻想,而不受企业守门人)的限制,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互联网最初的理想主义愿景——个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空间,已经让位于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中心化的环境。 4、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是依赖户户送(Deliveroo)、Upwork、优步这类平台公司谋生的人。鉴于上文提到的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或许应该开始考虑重新设计数字经济的所有权结构。集体所有权、自我治理、劳动者自我控制这些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基布兹集体社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至1939年),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曾短暂地实践了劳动者自我治理和集体劳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开始兴起萨帕塔主义运动,并逐渐建立了基于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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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原作者:特雷博尔·朔尔茨

特雷博尔·朔尔茨简介: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 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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