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维也纳电影节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总监，当时我邀请了波兰作家和哲学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来当嘉宾。对我而言，他是对非洲理解得最深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比我早一年到达刚果东部，也是经过朱巴进去的。一年半内，他在那儿被抓了四十次，有四次被判处死刑。我问他有生以来最糟糕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他说最糟糕的日子是被判处死刑后躺在地牢里的整整一个星期，喝醉酒的士兵朝他扔毒蛇。卡普钦斯基抓着自己的脑袋说：“那个星期里，我的头发都白了。”他的头发可不只是白的，而且是雪白。他命令我道：“我要您现在立刻在我面前跪下，感谢上帝您从没去过那儿。”除了他之外，所有记者中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其实我想和他一起拍一部科幻片，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科幻片。科幻小说常常将技术进步投射到未来的世界，或者外星人降临到地球，用优越的技术和未来武器摧毁我们。但有一个想法很吸引我——也同样吸引他——那就是未来可能是一个丧失了所有科技成就的世界，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几乎丧失了所有技术、医学、科学、数学、文学的发明创造。后来经过近一千年，古人的知识只有一部分残余被保存下来，藏在修道院或者阿拉伯语的译本中。所有损失中最严重的是亚历山大港图书馆被烧毁，那儿存放着古人关于知识、文学和哲学的全部财富。卡普钦斯基和我能看到一个未来的世界，他已经看到了全貌，而我也看到了其中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酒店的电梯不再运行，电梯井里满是污水，酒店老板会护送客人上楼，他们会在夹克口袋里装一个灯泡，到房间时把灯泡拧上，当你离开时再拆下来；在这个世界里，交通堵塞可以持续好几天，去机场的唯一办法就是步行，控制航班信息的电脑里长出了柔软的藤蔓，加油站里没有汽油，所有现金都被通货膨胀搞废掉了，你得用一整辆独轮车装满成捆的钞票上才能买一只鸡；在这个世界里，军事政变中的醉酒士兵不能射杀捆在木桩上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总是射不中，就算最后射中了，也只是射中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