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内心深处坚定地相信自己活不到十八岁。后来,当我到了十八岁却仍然活着,又觉得自己不可能活过二十五岁。因此,我开始拍电影,假设自己在拍完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不大胆地去寻找一些从来没存在过的形式呢?比如1967年的《最后的话》(Letzte Worte),那是一部现代希腊语短片,故事里的人物被迫地重复着没完没了的事情;1969年的《海市蜃楼》(Fata Morgana),那是我在撒哈拉沙漠拍摄的蜃景幻象;还有像《侏儒流氓》这种片子,也是1969年拍的,那可能是我最激进的电影,里面所有演员都是小矮人。我也意识到,在对电影几乎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电影。

热门推荐

1、在普拉尼察,斯泰纳表现得非常出色,好几次都差点飞向自己的死亡,因为当时的跳台并不是为他这样的飞人设计的。道理是这样的:当人在空中飞行后落在陡峭的斜坡上,动能会逐渐消散,直到抵达水平面。即使是看起来很糟糕的坠落,通常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如果出现没人预料到的情况,比如飞得太远,直接落到水平面上,速度就会瞬间降到零,就像从摩天大楼的二十层直接跳到地面的人行道上一样,必然是致命的。普拉尼察的巨型设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滑雪跳台一样,都有一个圆弧半径,作为从陡坡到平地的快速过渡。圆弧开始的地方是设施的临界点,那里总是在雪地上用一条红线来标记。如果运动员飞过这个点,技术管理人员就必须立即停止比赛,并缩短起跑距离,使运动员无法再达到红色危险区。然而,斯泰纳飞过了这个临界点,他比现有的世界纪录超出了十米,而那儿根本就没有任何挡板。在他着陆时,压缩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让冲击的力量将他拍倒在地上。他遭受了脑震荡,脸部出血,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随后两天的比赛中,南斯拉夫的裁判仍然让斯泰纳从过高的地方起跳了四次,并四次飞入致命区域。他们希望看到新的世界纪录,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次飞行滑雪吸引了五万名观众。“他们想看到我流血,想让我粉身碎骨。”斯泰纳说。他以这项运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优势赢得了这场飞行滑雪比赛。随后,斯泰纳要求——他现在有权利提要求了——必须重新设计跳台。他尤其坚持无论如何都要采用不同的数学曲线来计算从陡坡到平地的过渡处。据我所知,今天所有大型滑雪跳台已不再使用传统的圆弧,而是根据斐波那契数列计算出来的曲线,即从菊石中得知的螺旋形曲线的一部分。这个弧线的曲率要长很多,让人不会一下飞到平地上。如今的跳台滑雪比赛与斯泰纳那令人狂喜的时代相比,已经变成人造的、标准化的赛事。斜坡的轮廓与运动员的弹道曲线相适应,让人永远不会飞到树梢那么高,在飞行高度上... 2、我的电影《黑暗之课》讲述的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科威特油井燃烧的故事,影片开头引用了布莱斯·帕斯卡的一段话:“群星世界的崩塌将如同创世一般,在壮丽无比的绝美中上演。”但这不是一部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军队撤离时所犯下的罪行的政治电影,这类内容在过去一整年里,每天晚上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事物。到达科威特后,我感到能看到的远比想象的更多:那是一个宇宙维度的事件,一种对神创万物的犯罪。在这一整部看起来像安魂曲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个场景能让我们认出这就是我们的星球。这部电影呈现出一种黑暗科幻片的气质。因此在第一个画面出现之前,我想从一开始就把观众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一直维持到结尾。但这句引言并不是来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虽说我们已经从他那儿得到了许多关于宇宙的精彩格言,而是来自我自己。我认为布莱斯·帕斯卡也没法说得更漂亮了。 3、我小时候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相当孤僻,容易暴躁,在某种程度上对周围的人来说很危险。我可以沉思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六乘以五和五乘以六的结果是一样的。这规律甚至是普遍成立的,比如十一乘以十四和十四乘以十一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数字中隐藏着某种我无法理解的规律,直到我把它想象成一个长方形,它的边分别是用六块和五块小石头挨个摆成的,再让这个图案旋转九十度,这种规律就突然变得显而易见。时至今日,我仍会对纯数论的问题感到兴奋,例如关于素数分布的黎曼猜想。我对此一无所知,绝对一无所知,因为我缺乏数学工具,但我仍相信它是数学中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几年前,我曾经见过可能是还健在的最伟大的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并想知道他是如何解决数学问题的,是通过抽象代数还是视觉化的形式。对他来说,数学完全是视觉化。 4、在某种程度上,我属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代人。在我之前也有人经历过巨大的变革,比如从欧洲大陆到新被发现的美洲大陆,或者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但每次都只是单一方面的大变革。尽管我自己并不属于农耕文化,但我亲眼目睹和经历的,是农民在田地里如何用镰刀手工收割,如何翻草,如何用大叉子把干草装载到马拉的车上,再把车驶入谷仓里。有些雇农的工作方式就像遥远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一样。后来,我第一次见到仍由马匹拉动的机械式翻草机,它用平行安装的叉子将干草翻起,我见到第一台拖拉机,还惊奇地见到了第一台挤奶机。那是在向农业工业化过渡。但很久以后,我也看到在美国中西部的大片农田上,巨大的联合收割机列队行驶,收割着数公里宽的田地。尽管每台联合收割机上仍然载着人,却没有人会去打扰那些怪物。它们是数字网络化的,每个驾驶舱都有几个电脑屏幕,通过GPS自动转向,能够画出数学意义上的完美线条。如果是人来操控,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轻微的蛇形轨迹,整个车队画出的曲线也会越来越离谱。种子也是经过基因改造的。几年前,我还见到了第一个完全没有人类的机器人农场。机器人在温室里播种、浇水、调节照明和温度,再进行收割,最后将农产品包装成商品供超市提货销售。在通讯方式上,我也同样经历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巨大变革。我还记得施瓦本地区维斯滕罗特镇镇长办公室的办事员们,这个镇子距离慕尼黑和萨赫朗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我和哥哥与父亲曾在那儿生活了一年。镇上有个传令官,或者叫报信员,在德语里我估计已经没有这个词了,但在英语里,“town crier”仍然很常见。我亲眼看到过他穿过村子走上通往莱特尔斯贝格的路,摇着铃铛吸引人们的注意。每隔四户人家,他就会停下来,大喊“通知,通知”,然后宣布行政部门的法规和任命。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报纸和收音机,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有电,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对电影院也根本没有概念。我原本不知道存在这么个东西,直到有一天,...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提交评论

Hi,您需要填写昵称和邮箱!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
查看更多 >
沃纳·赫尔佐格

原作者:沃纳·赫尔佐格

沃纳·赫尔佐格简介:

沃纳·赫尔佐格 德国导演、编剧,被列为“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1942年生于慕尼黑,在战后德国度过贫穷的童年,成年不久后用偷来的摄像机开始电影生涯。二十六岁,他拍出第一部长片《生命的讯息》,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此后他的创作足迹横跨七大洲,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参与执导七十多部影视作品,拍下在电影史上留名的《陆上行舟》《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等重要作品。赫尔佐... (更多)

Copyright ©2023 读经典  |   渝ICP备202300458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