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如果宗教和部落版本的超越都失败了,失去了号召力,缺少愿意并有能力倡导相关实践的世俗力量,这些力量赋予这些版本可信度,至少让它们看起来真实可信,那该怎么办?恋爱关系似乎成了超越的最后的避难所。根据奥托·兰克(Otto Rank)的说法,现代人对爱情伴侣的依赖“是精神意识形态丧失的结果”。现代人被上帝及其世俗模仿者遗弃,他们“需要某个人,需要某种‘提供正当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来取代衰落的集体意识形态”[19]。在上帝和背负神圣使命的专制君主离开的地方,爱接管了。这并不是说爱源于现代的丧亲之痛。但是,正是现代的困境,一种在业经检验的旧的维续生存策略破产之后出现的困境,使爱情背负了以前从未被要求背负的新负担。如今,人们期待恋爱中的伴侣提供超越的空间,乃至成为超越本身。他/她必须成为一面镜子,让我的幻想在镜子中看起来是真实的;由于镜子的映射是真实的,我的幻想也成为真实。被自己身体躯壳的必朽所限制的自我,通过断开它的私人纽带并获得自由的方式,获得一种替代性的不朽。它必须在超越个体的“二人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不受约束、更值得信赖的生存。我可能会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仅凭放弃无可救药、必朽的个体的身体这一壮举成就,我便能挫败自我的必朽。但维续生存的新的锚点在于另一具身体和另一个自我,它们像我一样纠缠在相互冲突中,假装说能(为我)提供出路,其实不过是诡计罢了。它们本身也随波漂浮,几乎无法牢牢抓住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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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映现我们自己真正理想形象的客体对象。但是没有任何人类对象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承受神性的重担。”厄内斯特·贝克尔如此总结爱的命运。[20]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痛苦尤为严重:正当其他所有超越的希望都失去了光彩,而爱的功能重要性也相应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它的承载能力却似乎急剧下降。更高的期望使失败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失败并不一定会暴露隐藏在爱情策略底部的谎言。它们只会在伴侣身上产生不耐烦和不安分,迫切地寻找那个“真正的伴侣”,坚信他/她必然就在附近等候,也必然只在附近等候。其结果是“二人世界”特有的脆弱性:配偶双方在初遇障碍时就关系破裂了,因为伴侣更倾向选择一条尚未探索、尚未遭到质疑的全新轨道,而不是应对和解决已经暴露的旧关系中的障碍。爱情关系在双方都布满了终结的危险。我要求从伴侣身上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但他/她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或者接受,却带有我无法接受的保留态度。即使我的伴侣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接受也可能无法带来我预期的满足。它可能无法带来我所寻求的那种程度的保证。毕竟,我对不朽的赌注已经投到另一个必朽的凡人身上,即使是对伴侣最满怀激情的神化,也无法掩盖后面这桩事实。与上帝或受膏的专制君主相比,我的恋爱伴侣有一个极为不利的地方,那就是他/她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被我近距离地监视,在各种情形下暴露出他/她身体必朽性的残酷真相。一旦专制君主公开暴露出自己缺失超人类的能力——譬如表现得怯懦胆小或优柔寡断、输掉谋略或输掉战斗——他/她就无法成为维续生存策略的对象;对恋爱中的伴侣来说,只要他/她展现出真实的人性,具有人类特有的、无法弥补的二重性(duality),就已经够了。而且,正是伴侣的人性二重性,使他/她能够成为爱的对象,因此这种二重性无法被归约为其他或排除在外,而必须被完整地,甚至是令人畏惧地带入爱情关系之中。 2、诺伯特·埃利亚斯指出:“在临终之人面前,活着的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尴尬(embarrassment)。他们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使用的词语范围十分有限。”他补充道:“尴尬让人欲言又止。”[1]文明——这是现代性选择用来区分自身,并使自己置于其前身和邻伴之上的一个暗号——提高了羞耻(shame)的门槛。不同于我们遥远的祖先和“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不讨论残酷和血腥的事情。别人在公共场合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却讳莫如深。我们对某些现实的闪现厌憎不已,把它们驱赶到我们优雅有序的生存当中无人擅入的地窖里,宣称它们并不存在或至少难以言表。死亡只是被如此驱逐的众多事情之一;因此,尴尬,一种训练出来的羞耻情绪,使我们在直面死亡时麻木迟钝。尽管埃利亚斯对我们面对临终时奇怪的言语无能和表态无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此的解释却并不是人们唯一能想到的。确实,我们不知道该对临终者说些什么,即使我们从前和他们谈笑风生。确实,我们感到尴尬,为了避免感到羞耻,我们宁愿不出现在临终之人面前,哪怕在他们进入临终状态之前,我们热切地寻求他们的陪伴,享受每一刻的共处。那么,是训练出来的无力,无法用语言表达深刻、刺耳、痛苦的情绪,宣告我们必须归于沉默吗?难道是我们出于文明而对残酷产生的厌恶,使临终之人陷入孤独吗?也许,让我们无法开口的,不仅仅是礼仪的精致(不仅仅是这种精致),而且还有一桩简单的事实,即对于一个不再需要用语言来维持生存的人,一个即将离开那个由这种语言所塑造并维持、充满忙碌和伪装的世界的人,我们其实无话可说。近几个世纪以来,死亡不再是进入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入口,而它曾经如此;死亡已经沦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出口,一种停止的瞬间,所有目的和计划的终结。对于那个被称为“生命”的完全私人事件来说,死亡现在已经成了它完全私人的结局。因此,如果使用我们唯一受过训练并被允许使用的词汇,死亡没... 3、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性本领的展示被赋予的分量。人们对超越的关注重心已经从将其视为已实现(并且一旦实现就保持恒定)的状态,转移到将其视为暂时事件,就像一场表演。这种对比仿佛复制了超越时间的心灵与转瞬即逝的身体之间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沦为性的自我主张的情欲之爱,似乎是一种消除必朽的新型策略的典型:这种策略与迄今为止所考虑的种种策略截然不同,并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显示出惊人的扩张能力。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试图为身体生存的暂时的脆弱性寻找补偿,而且是通过个人或替代的方式,连续打破身体目前遇到的特定限制,傲慢地否认了身体所面临的终极限制。(比如,无论是运动员亲自突破身体极限,还是观众通过观看比赛间接感受到这种突破,都构成了运动员打破纪录所带来的魅力。这些成就被人们赞赏,因为它们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界限的胜利,同时也被体验为代表整个人类物种所完成的壮举。)对于逃避身体的必朽性这一任务,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面对,视之为一个清楚阐明的目的,就会立即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人们永远不被允许去面对其令人敬畏的总体面貌。相反,整个逃避任务被分成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具体挑战,减少到一个可控的规模,并保证在这些情形中都可以完成逃避必朽的使命。在这里,超越的时间维度正在变成一个空间问题:延长生命的跨度变成了努力拓展生活的能力。时间几乎消失了:它已经被缩小和压平,被挤出了生存之外,经历一个“将当下缩小到一堆转瞬即逝的事件的混乱之中”的过程。[21]在这种混乱中,重要的是身体——作为唯一稳定的参照点——永恒地存在于当下,也只存在于当下,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目光投向当下以外;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不给其他关切留下丝毫余地的,并不是身体在未来一心想完成的事情,而是“身体健康”,是身体作为多功能工具,准备好迎接所有挑战,但是对可能面临的任何任务的性质漠不关心。 4、爱情作为一种维续生存的策略,其内在矛盾远没有像爱欲关系那样突出。在爱欲关系中,精神上的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相互滋养,彼此加强(或者被假定如此)。有性生殖就其自然功能而言,是一种以其个体成员的必朽为代价来保持其不朽的方法。物种的这种狡计(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从根本上讲,爱欲伴侣关系不适合成为个体超越死亡的载体。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只能以极度的内在紧张为代价,来承受过高的期望;而在现代实践中,其失望(或潜意识中想要抵御这一失望的欲望)导致人们淡化甚至完全拒绝对性关系的“精神投入”,并明显倾向于在性交过程中剥离掉精神结合的最后残余。人们在性伴侣身上再也寻觅不到绝对和超越;对伴侣的期望充其量是愿意且能够挑逗出“完美的表现”——从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确认自我的价值,允许它延伸到幻想的极限(这种幻想的极限总是通过对超越本身的象征性排演,从而超越真正的极限)。于是,爱情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主张,那种执着(因为从未满足过)的冲动,使众所周知的不可信赖的东西——战胜死亡的个人力量——变得可信;或者至少,从意识中驱逐有关其徒劳无益(必朽)的知识。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却是超越策略落回自身,将目标重新指向其最初诞生的地方。渴望超越的冲动,退缩到个人维续生存的努力上,这既是对性失去期待的原因,也是结果:自我的性本领逐渐变成期望的中心,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则沦为释放和展示性本领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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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原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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