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伯特·埃利亚斯指出：“在临终之人面前，活着的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尴尬（embarrassment）。他们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使用的词语范围十分有限。”他补充道：“尴尬让人欲言又止。”[1]文明——这是现代性选择用来区分自身，并使自己置于其前身和邻伴之上的一个暗号——提高了羞耻（shame）的门槛。不同于我们遥远的祖先和“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不讨论残酷和血腥的事情。别人在公共场合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却讳莫如深。我们对某些现实的闪现厌憎不已，把它们驱赶到我们优雅有序的生存当中无人擅入的地窖里，宣称它们并不存在或至少难以言表。死亡只是被如此驱逐的众多事情之一；因此，尴尬，一种训练出来的羞耻情绪，使我们在直面死亡时麻木迟钝。尽管埃利亚斯对我们面对临终时奇怪的言语无能和表态无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此的解释却并不是人们唯一能想到的。确实，我们不知道该对临终者说些什么，即使我们从前和他们谈笑风生。确实，我们感到尴尬，为了避免感到羞耻，我们宁愿不出现在临终之人面前，哪怕在他们进入临终状态之前，我们热切地寻求他们的陪伴，享受每一刻的共处。那么，是训练出来的无力，无法用语言表达深刻、刺耳、痛苦的情绪，宣告我们必须归于沉默吗？难道是我们出于文明而对残酷产生的厌恶，使临终之人陷入孤独吗？也许，让我们无法开口的，不仅仅是礼仪的精致（不仅仅是这种精致），而且还有一桩简单的事实，即对于一个不再需要用语言来维持生存的人，一个即将离开那个由这种语言所塑造并维持、充满忙碌和伪装的世界的人，我们其实无话可说。近几个世纪以来，死亡不再是进入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入口，而它曾经如此；死亡已经沦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出口，一种停止的瞬间，所有目的和计划的终结。对于那个被称为“生命”的完全私人事件来说，死亡现在已经成了它完全私人的结局。因此，如果使用我们唯一受过训练并被允许使用的词汇，死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