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范畴穷尽了现存哲学传统提供的各种替代方案，其中的“邻近性是在本体论上构想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种缩小的距离，一种被唤起的外在性”。与这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相反，列维纳斯“着力于不从存在的角度来领会邻近性”[38]。邻近他者，暴露给他者，为他人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人们在尚未自觉承担这些选择的情况下被选择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无论自身性质的善’的意义，这种善总是比选择本身更为古老”[39]（人们再次将“更为古老”与伦理意义联系起来；“更老”意味着“更好”——伦理冲动发生在选择开始之前，因此它是自主的，不受所有认知性的、可计算的标准的影响，比如效用、理性、与“事实本身”的一致性，随后的选择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或可以声称依据这些标准，来评估自身）。我之所以成为那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存在，不是因为“他者”的认识，不是（萨特会说的）因为被“他”注视的羞耻，甚至不是因为我努力接近“他”，安慰或安抚“他”，解除“他”的武装或压倒“他”的力量；而是因为责任的召唤。这是一种前意识的执念，如创伤般（直击灵魂）的命令，这种命令不用说出来就被听到，它是纯粹的，没有身体的，无需表征，要求无需权威的服从，无需争论的同意，无需法律的义务。我的独特性，我的自我性，建立在我被召唤的基础上，因此我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某人。责任是我的，我被挑出来（承担此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分担这份执念，也没有人可以替我背负这份重担。既然我蒙受的召唤不能是其他任何人的，只能是我的，我的责任就不能有丝毫减轻，也不能有任何逃避：“邻人的面孔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无例外性的责任，先于每一个自由的同意、每一款协定、每一项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