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是我的事，交互性是他的事。我的责任是无例外、无条件的。“他者”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来“赢得”它。而我之所以承担我的责任，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以同样方式的回应。在我的责任中，没有预先考虑，没有对回报的预期，也没有对收益的计算。无论“他者”做什么，我都要对“他者”负责，在他做任何事情之前，在我意识到他做任何事情之前——事实上，在意识到他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之前，我就要负责。而恰恰是“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使我承担了责任。对共同体的承认，对利益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合理化——所有这一切，如果真的到来，也都是之后的事情。在我的责任得到证明或确认之前，我就有责任。邻人引起我的关注，是先于所有假设、所有契约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这种亲属关系外在于一切生物学，“违背所有逻辑”。我之所以关注邻人，并不是因为他被识别出与我属于同一种属。他恰恰是他者。我与他的共同体关系始于我对他的义务。[42]其他一切都在这项义务之后才开始——包括对义务的质疑：比如要求责任摆出其理由，要求“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有资格得到我的关注。我们不妨重申一遍：一旦质疑开始，邻近性就已经被距离取代，责任已经失去了其无条件性；执念已经被计算取代。任何努力都无法恢复我那份责任最初具有的纯粹性与无例外性。所有基于存在的责任［与植根于异于存在的（otherwise-than-being）、面对面的责任不同，后者同时是我的独特性、我的人性和我们的共同体的创造物］将始终是脆弱的、可协商的，直到另行通知——最终，就如同“有”的其他东西一样，毫无意义。一旦责任失去了纯真，曾经属于邻近性的地方拉开了距离，问题就可能出现并被提出来。为什么我关注他人？……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只有当人们已经假设自我只关心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关注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基于这个假设，绝对外在于我的，即他人，会引起我的关注，这确实是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