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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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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能在20世纪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考察中，找到对这种关注最充分的描述。在他的第一本杰作《生存与生存者》（Existence and Existents，1947）中，列维纳斯发现“有”（there is）是一种虚空，一种空洞，一种毫无特征的“既非存在亦非空无”——类似于按压耳朵形成的空壳发出的怪异声音；类似于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从墙后传来的难以辨认的噪声；又或者类似于失眠，即客观不可能性对存在的侵入，自觉意识的去人格化。可纵使我们把“有”拆开，把它的各个部分变成客体、生存者、现在的或潜在的占有对象，也完全不会打破“有”的无底的无限性，也没有减损它的无意义性。相反，这么做只会把自我固定在它渴望支配的生存者上，并通过这些存在者固定在“有”的无意义上。把“有”变成可控制的对象，不会打破“有”的“震耳欲聋的沉默”（rumbling silence）；也没有为我们发现存在的核心内容竟是空无这一点所产生的恐惧和惊慌提供安慰。日暮时分，如同白昼，一切都保持原样。即使有一种逃避“有”的办法，它也不是通过自我的“就位”（position），而是通过自我的“沉积”（deposition）达成的。只有在“他者”（the Other）面前放弃主权，对他者负责，才能阻止“有”的毫无意义、震耳欲聋的喧嚷。被化约为“有”的存在，缺乏“应该”的存在，等于孤独。这是列维纳斯在《生存与生存者》的姐妹篇《时间与他者》（Time and the Other，1948）中的主题。生存是不及物的，不带有意图，不蕴含意义。这是我的，也是我一个人的。知识和沟通不会将自我从孤独中解救出来。一个人可以讲述自己的生存，但不能分享它。“与……同在”并不能缓解生存的孤独感。如果“与……同在”意味着交换和分享，那么一个人可以交换和分享一切，除了存在本身。因此，“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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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死亡是什么，除非有人要求我们准确描述我们所知道的——根据我们“理解”的死亡来定义死亡。这下麻烦来了。事实证明，归根结底，我们不可能定义死亡，尽管定义它的尝试——把握它（尽管只是从理智上把握它），给它分配适当的位置并将它保持在那里——永远不会停止。定义死亡绝无可能，因为死亡代表着最终的虚空，代表着非生存（non-existence），它荒谬地赋予所有存在（being）以生存（existence）。死亡是存在的绝对他者（other），一个不可想象的他者，徘徊在沟通的范围之外，每当存在谈到那个他者时，它就会发现自己是通过一个否定的隐喻在谈论自身。说到底，本段行文也无一例外都是隐喻：死亡不像其他“它者”（others）——对于那些它者，自我可以自由地填充意义，并在这种赋予意义的行为中自由地实现构成与从属。死亡无从感知，更不用说构想或“再现”了。正如我们从胡塞尔那里所知道的，所有感知都是意向性的；作为感知主体的活动，它超出了主体的范围，抓住了主体之外的东西，与此同时，它召唤出一个“客体”，这个“客体”属于一个原则上可以被他人共享的世界，感知随后将自身锚定其中。但是根本不存在一种叫作死亡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奋力感知的主体的延展意向居停其上，锚定于此。死亡是绝对的无，“绝对的无”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能感知到感知缺失时，我们才知道“那里有个无”；每一个“无”都是一个被面对、被感知、被沉思的无，因此没有一个“无”可以是绝对的——不存在一个无条件的无。但死亡是“行动主体”本身的中止，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感知的终结。这种感知的终结是感知主体无法设想的一种状态：它不能将自身从感知中“抹去”，同时还指望感知存在。［对此，胡塞尔会说，没有意向相关项（noema），即要知道的对象，就没有意向行为（noesis），即认知行为；反之亦然。］面对这种不可能性，感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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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没有“另一种意见”，更遑论反对意见，尤其是没有一个被清晰表达出的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关于波兰社会的现状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信息就都成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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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说的：这世界上有美，也有受辱者。无论这项事业可能带来什么困难，我都希望永远不对后者或前者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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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丹的研究中可以采集到另一点有趣的见解。社会努力说服其成员相信，社会可以保障不朽。然而，既然这些是社会的保障，原则上它们可以由社会管理、由社会分配。（事实也确实如此。）有关不朽的承诺在社会手中变成了最有力的规训努力。像其他社会分配的奖励一样，不朽的奖励数量有多有少，这取决于死者被认为拥有多少社会希望确保或延续其主导地位的价值。公众哀悼的规模，记忆公开展现的强度，都成为相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是支配游戏的主要赌注。有赖于社会仪式，所有成员都是不朽的，但有些人显然比其他成员更加不朽。社会承诺不朽：但它承诺的不朽，是正确度过必朽生活而获得的某种收益。社会鼓励个体竞夺不朽。细究之下，有关不朽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只是另一种分层策略；也许还是这些策略中最有效的。在萨阿（Saa），普通人的葬礼极其简单；下等人（死后）立即下葬；普通人死后次日下葬。不过，有地位的人要停尸两天后才会下葬。妇女们围坐在尸体周围哭泣，聚集起来最后看一眼死者，并参加葬礼宴席……对于一个没有重要地位的人，他的朋友会把甘薯之类的食物扔到死者家的屋顶上，以此纪念他；而如果酋长死了，他们……会围出一块地，把他的独木舟、碗和武器放在里面；他的朋友们为了纪念他而献上自己的供品，并用树叶和鲜花装饰栅栏。在萨沃（Savo），普通人的尸体被扔进海里，而酋长的尸体则被埋葬在地下。[3]这种模式在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反复再现，其具体形式五花八门，这既是在赞颂人类创意无限的才智，也是在体现人类挥之不去的恐惧。普通人的死亡在地表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在幸存者的思想和心灵中也只是留下短暂的伤疤。他们离开后留下的空洞预期将很快被填补；没有必要提醒世界注意这场事件，它注定要像沙子上的足印一样从记忆中被抹除。丧葬仪式和纪念仪式表明自己是记录和编制人类不平等的另一套符码。它们越是精致成熟，越令人印象深刻（换句话说就是花费越高昂），也就越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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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知识并不完善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处境中创造善。自律的计划是目标，也是指引，但它并不能有效地为我们应对实际的情境”。因此，知识的不完善性、处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或许将长久伴随我们“创造善”的努力，直至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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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想是为了人性而存在的。在与贝尔哈兹的对话中，鲍曼解释道：“从雅妮娜那里，我学到了——就人文学科而言——‘价值中立’（Wertfreiheit）不仅仅是种空想，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非人的欺骗；社会学工作只有在生活中对人性有所助益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选择决定了一种生活是人性的还是非人性的。”接下来，他又提出了这样一种洞见，将对导向人性或非人性的这一选择的关注，放到了社会学的而非哲学的层面上——“社会是一种巧妙的装置，旨在缩小选择的范围，甚至可能完全消除 这些选择”（Bauman in Beilharz 2001:335）。这种看法是社会学的，因为它是在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在今天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关注人类所处的情境。此外，正因为鲍曼的这些道德承诺和主张与社会学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它们就不再停留在纯粹的思辨层面，而成了衡量这世界上的屈辱与受苦的标准，使它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被认识、被命名，即让人们意识到它们是恶的产物。鲍曼不需要为他的道德承诺辩护，相反，是世界必须为自身辩护，以回应这些道德承诺必然引出的批判。鲍曼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对世人的意义充满怀疑，但他并不怀疑世人本身，也不怀疑他们能够选择道德（也就是，选择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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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个永远在回顾和再吸收的过程，那么每一次对个体生命的回顾，都不可避免地是在已改变的环境和认知框架中进行的——并不是过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经得起回顾和再吸收，至少不经过深刻的形式改变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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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唯一不仅知道，还知道自己知道的生物——而且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能“不知道”有关他们必朽的知识。一旦人类品尝到了“知识树”（the Tree of Knowledge）的味道，这种味道就不能被遗忘，它只能被不去记住——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其他印象上。有关死亡可能无法逃脱的知识一旦习得，就不能被遗忘——它只能是暂时不被想起，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关切上。可以说，知识具有嗅觉而不是视觉或听觉的品质；气味就像知识，无法消除，它们只能通过被更强烈的气味压制而使人“感觉不到”。可以说，作为另一种“人类独有”的品质，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压制的工具。这并不是说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性驱力，都源于企图“忘记死亡”的密谋策划——事实上，文化创造力一旦启动，就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并且像文化的其他大多数组成部分或方面一样，“因其自身发展而发展”。但是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任何必要让生命值得过活［即使人们知道——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来说——生命不过是向死亡的短期借款］，那也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文化。死亡（更确切地说，关于必朽的知识）并不是文化中一切事物的根源；归根结底，文化恰恰涉及超越，涉及超出那些在文化的创造性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之前就已经存在和被发现的东西；文化追求的是生命本身所非常怀念的那种永恒和持久。但死亡（更确切地说，是对必朽的觉知）是文化创造力本身的终极条件。死亡使永恒成为一项任务，一项紧迫的任务，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所有任务的源泉和标尺——它就是这样塑造了文化，一座制造永恒的、永不停工的巨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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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在每一个场合都反复重申，首先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自然本身：以物种为中心的自私表现在下述权宜之计，即通过使物种的维续生存独立于任何物种成员的维续生存，来保持群体存活：使其每个成员都成为可弃置的。大自然为人类物种的成员设定的唯一任务，他们必须以个体的方式去执行的任务（或者更准确地说，以配对的方式去执行，这样就不能脱离所属物种强加的共在性），那就是繁殖：授精、怀孕和分娩。然而，自然界却有所疏漏，未给予他们纯粹技术性手段之外的其他手段，以完成这项任务。但人首先必须活着才能繁殖——并且作为属人的存在，会思想的存在，对必朽有觉知的存在，他们必须因此希望保持存活，必须有一个目的来使他们抱持这样的愿望。然而，自私的物种忽略了确保这种愿望和目的。叔本华承认，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对抗绝望的药方：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幸福的动力。但他又赶紧补充说，这种药方在付诸行动的那一刻就被证明是一种错觉。通常情况下，行动最终会以灾难告终：“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错误，那就是认为，我们是为了快乐而生存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自然界将我们塑造成了这样，让我们停不下来，只能奋力追求幸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每种具体情况下，追求幸福的梦想都不过是摆脱现在苦难的愿望，因此幸福总是在未来，或者在过去，现在可以比作风吹来一朵小小的乌云，在阳光遍洒的平原之上投下一块云影；而在云前云后，一切都是明亮的，只是它本身总是投下一块阴影。因此，现在总是有欠缺的，但未来是不确定的，而过去是不可挽回的。篱笆另一边的草总是更为葱绿；满足感总是存在于我们不在的地方。对幸福的追逐本身就一定会令人失望；它必然会产生痛苦，如果不予以约束，加以遏制，就有可能喷涌而出，变成侵犯。更具灾难性的是，追逐的徒劳可能只会加速发现生命的终极荒谬，从而危及生命的延续本身。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社会的创造力必须来填补这块空白，完成自然界未能履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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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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