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经典语录
1 、如果宗教和部落版本的超越都失败了,失去了号召力,缺少愿意并有能力倡导相关实践的世俗力量,这些力量赋予这些版本可信度,至少让它们看起来真实可信,那该怎么办?恋爱关系似乎成了超越的最后的避难所。根据奥托·兰克(Otto Rank)的说法,现代人对爱情伴侣的依赖“是精神意识形态丧失的结果”。现代人被上帝及其世俗模仿者遗弃,他们“需要某个人,需要某种‘提供正当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来取代衰落的集体意识形态”[19]。在上帝和背负神圣使命的专制君主离开的地方,爱接管了。这并不是说爱源于现代的丧亲之痛。但是,正是现代的困境,一种在业经检验的旧的维续生存策略破产之后出现的困境,使爱情背负了以前从未被要求背负的新负担。如今,人们期待恋爱中的伴侣提供超越的空间,乃至成为超越本身。他/她必须成为一面镜子,让我的幻想在镜子中看起来是真实的;由于镜子的映射是真实的,我的幻想也成为真实。被自己身体躯壳的必朽所限制的自我,通过断开它的私人纽带并获得自由的方式,获得一种替代性的不朽。它必须在超越个体的“二人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不受约束、更值得信赖的生存。我可能会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仅凭放弃无可救药、必朽的个体的身体这一壮举成就,我便能挫败自我的必朽。但维续生存的新的锚点在于另一具身体和另一个自我,它们像我一样纠缠在相互冲突中,假装说能(为我)提供出路,其实不过是诡计罢了。它们本身也随波漂浮,几乎无法牢牢抓住锚。 2 、“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映现我们自己真正理想形象的客体对象。但是没有任何人类对象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承受神性的重担。”厄内斯特·贝克尔如此总结爱的命运。[20]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痛苦尤为严重:正当其他所有超越的希望都失去了光彩,而爱的功能重要性也相应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它的承载能力却似乎急剧下降。更高的期望使失败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失败并不一定会暴露隐藏在爱情策略底部的谎言。它们只会在伴侣身上产生不耐烦和不安分,迫切地寻找那个“真正的伴侣”,坚信他/她必然就在附近等候,也必然只在附近等候。其结果是“二人世界”特有的脆弱性:配偶双方在初遇障碍时就关系破裂了,因为伴侣更倾向选择一条尚未探索、尚未遭到质疑的全新轨道,而不是应对和解决已经暴露的旧关系中的障碍。爱情关系在双方都布满了终结的危险。我要求从伴侣身上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但他/她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或者接受,却带有我无法接受的保留态度。即使我的伴侣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接受也可能无法带来我预期的满足。它可能无法带来我所寻求的那种程度的保证。毕竟,我对不朽的赌注已经投到另一个必朽的凡人身上,即使是对伴侣最满怀激情的神化,也无法掩盖后面这桩事实。与上帝或受膏的专制君主相比,我的恋爱伴侣有一个极为不利的地方,那就是他/她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被我近距离地监视,在各种情形下暴露出他/她身体必朽性的残酷真相。一旦专制君主公开暴露出自己缺失超人类的能力——譬如表现得怯懦胆小或优柔寡断、输掉谋略或输掉战斗——他/她就无法成为维续生存策略的对象;对恋爱中的伴侣来说,只要他/她展现出真实的人性,具有人类特有的、无法弥补的二重性(duality),就已经够了。而且,正是伴侣的人性二重性,使他/她能够成为爱的对象,因此这种二重性无法被归约为其他或排除在外,而必须被完整地,甚至是令人畏惧地带入爱情关系之中。 3 、爱情作为一种维续生存的策略,其内在矛盾远没有像爱欲关系那样突出。在爱欲关系中,精神上的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相互滋养,彼此加强(或者被假定如此)。有性生殖就其自然功能而言,是一种以其个体成员的必朽为代价来保持其不朽的方法。物种的这种狡计(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从根本上讲,爱欲伴侣关系不适合成为个体超越死亡的载体。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只能以极度的内在紧张为代价,来承受过高的期望;而在现代实践中,其失望(或潜意识中想要抵御这一失望的欲望)导致人们淡化甚至完全拒绝对性关系的“精神投入”,并明显倾向于在性交过程中剥离掉精神结合的最后残余。人们在性伴侣身上再也寻觅不到绝对和超越;对伴侣的期望充其量是愿意且能够挑逗出“完美的表现”——从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确认自我的价值,允许它延伸到幻想的极限(这种幻想的极限总是通过对超越本身的象征性排演,从而超越真正的极限)。于是,爱情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主张,那种执着(因为从未满足过)的冲动,使众所周知的不可信赖的东西——战胜死亡的个人力量——变得可信;或者至少,从意识中驱逐有关其徒劳无益(必朽)的知识。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却是超越策略落回自身,将目标重新指向其最初诞生的地方。渴望超越的冲动,退缩到个人维续生存的努力上,这既是对性失去期待的原因,也是结果:自我的性本领逐渐变成期望的中心,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则沦为释放和展示性本领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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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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