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所说，在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颠覆传统观念的自由姿态（其意图是终极一击）之后不出几年，如果今天一位艺术家在烟斗上签名并将其展出，那么这位艺术家当然不是在谴责艺术市场，而是在适应它……既然历史先锋派对艺术作为制度的抗议本身现在已经被接受为艺术，那么新先锋派的抗议姿态也就变得不真诚了。[21]转胜为败的有害倾向产生了两点深刻的后果，这使人们对先锋派策略的竞争力产生了怀疑。再次引用比格尔的话，第一点后果是，尽管“历史先锋派运动无法摧毁作为一种制度的艺术”，但“它们确实摧毁了特定流派可以诉求自身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可能性”[22]。这种后果不仅是无意为之，而且与其潜在和真实的意图都背道而驰。在新的艺术品被接受为艺术品的那一刻，先锋艺术就削弱了它们的资格，最终破坏了接受的标准本身，破坏了普遍赞同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做出宣示的权威。人们运用挑衅这种方法，来维护文化创造的普遍性、持久性、永恒性和超越世俗性；但事实证明，它其实是一种毁灭性武器。现在，没有人能够严肃地宣称，自己还在坚持当初发起斗争时所争取的目标和动机。先锋派艺术家们合力为之，将他们个人抱负的可行性化为乌有。持久的东西已经变得短暂——至少长期如此……另一点后果是艺术本身缓慢而无情的自我毁灭：这是对被污染的揪心忧惧所产生的效应，而随着希望得到净化的姿态一个接一个地被证明是与污秽势力合作的犯罪行为，这种忧惧变得越来越无法自拔。在绝望地寻找安全庇护的过程中，一个人能走多远，直到最后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非生存所具有的诱人安全感？只有尚未被制造的东西才不会被偷走；只有不存在的东西才不会被玷污和败坏。因此，艺术家们将他们的画友擦除后的画作寄给画廊；或者用一卡车的垃圾填满画廊；或者邀请评论家到一间空荡荡的画廊参加画作预展；或在地上挖一个洞，盖上盖子，没人能看见里面是什么；或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