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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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在后现代性的持续当下(Jetztzeit)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德布雷从平庸至上/媒体专政时代早期阶段的视角写作,严重低估了这种变化的毁灭性后果;它不仅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投机交易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知识分子策略的实质内容产生了影响。皮埃尔·恩克尔写道:“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公开声明在今天看来往往徒劳无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即刻思考的规则。”“给套方案,乒!给个反驳,乓!这些是比赛,而不是辩论。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已经减少到零,人需要的只是条件反射。重要的是在场现身,其代价是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即使“他有幸被允许在电光火石之间喊出‘我控诉!’(J’accuse!)”,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所有论证过程都将化为乌有”。[37]皮埃尔·比拉德(Pierre Billard)也认同这一点:“今天,大学已成废墟,教育深陷困境。大型出版机构为大众传媒腾出了地盘,而后者用传播的价值观取代了知识和教育的价值观。”因此就有了“让-保罗·萨特的第二次死亡”:“评判知识分子不再是根据他思想的正义性,而是看他的干预的影响。”[38]乔治·斯坦纳在重新审视屏幕社会时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身处一个宇宙赌场。有趣也好,深刻也罢,一切都只是修辞游戏。”[39]
人类是唯一不仅知道,还知道自己知道的生物——而且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能“不知道”有关他们必朽的知识。一旦人类品尝到了“知识树”(the Tree of Knowledge)的味道,这种味道就不能被遗忘,它只能被不去记住——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其他印象上。有关死亡可能无法逃脱的知识一旦习得,就不能被遗忘——它只能是暂时不被想起,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关切上。可以说,知识具有嗅觉而不是视觉或听觉的品质;气味就像知识,无法消除,它们只能通过被更强烈的气味压制而使人“感觉不到”。可以说,作为另一种“人类独有”的品质,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压制的工具。这并不是说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性驱力,都源于企图“忘记死亡”的密谋策划——事实上,文化创造力一旦启动,就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并且像文化的其他大多数组成部分或方面一样,“因其自身发展而发展”。但是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任何必要让生命值得过活[即使人们知道——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来说——生命不过是向死亡的短期借款],那也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文化。死亡(更确切地说,关于必朽的知识)并不是文化中一切事物的根源;归根结底,文化恰恰涉及超越,涉及超出那些在文化的创造性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之前就已经存在和被发现的东西;文化追求的是生命本身所非常怀念的那种永恒和持久。但死亡(更确切地说,是对必朽的觉知)是文化创造力本身的终极条件。死亡使永恒成为一项任务,一项紧迫的任务,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所有任务的源泉和标尺——它就是这样塑造了文化,一座制造永恒的、永不停工的巨大工厂。
这同样是一种纠结,一种尖锐的纠结。因此,人们会期待一种驱力,将不可分割的东西分开——这是社会管理的所有技能和抱负最喜欢的着力点;所有人造的、“文化的”、人为设计的社会秩序,都是从这种材料中形成的。区隔、区辨、分离、分类,这就是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手艺和绝技(tour de force)。就其意图而言,文化是一场向纠结宣战的持久战(尽管几乎没有取得实际成就)。它的承诺是对各种表现形式去芜存菁,它们包括真与假、美与丑、友与敌、善与恶。文化的工作是确保世界被很好地绘制和标记,这样就不大有机会出现混乱。而它的抱负是彻底消除只能选择“似乎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选项”所带来的折磨,以此使得世界更为宜居。它的斗争——徒劳无功但不可阻挡——是将纠结的人类困境切割成众多在逻辑意义和实用意义上都明确无疑的情境。显然,尖锐纠结的维续生存冲动是文化的这种处置的主要候选者。如果没有他人的维续生存,个体的维续生存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诱惑可言;但是,为了保持维续生存的吸引力和意义,我们所需的这种他人,可能(也应该)要与其他的他人分开。这正是社会通过其“文化化”的努力所实现的——或者至少是努力要实现的。“他人”分为支撑着维续生存的人和威胁到维续生存的人。物种的毫不妥协、压倒一切的自我主张,被分裂为更令人愉快、更易于管理的部落利益。这样就创造并仔细界分出了“内部”和“外部”:内部——统一、合作和互爱;外部——荒蛮、警惕和战斗。我的部落将不惜一切代价免于任何伤亡。在各项代价中(或者它们根本不算代价?坦率地说,它们难道不是收益吗?),最不可或缺的是一旦敌方部落被指定为“目标”就会遭受的“附带损害”,并且既然是目标,那就是要遭到“打击”,并被“道德中立化”。我的部落的维续生存得到了它需要的东西:一定程度的冷酷无情的自爱,一定程度的充满友爱的与他人的合作。那些只被标记为爱的人,以及那些被选中接受冷酷对待的人,不再...
责任是我的事,交互性是他的事。我的责任是无例外、无条件的。“他者”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来“赢得”它。而我之所以承担我的责任,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以同样方式的回应。在我的责任中,没有预先考虑,没有对回报的预期,也没有对收益的计算。无论“他者”做什么,我都要对“他者”负责,在他做任何事情之前,在我意识到他做任何事情之前——事实上,在意识到他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之前,我就要负责。而恰恰是“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使我承担了责任。对共同体的承认,对利益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合理化——所有这一切,如果真的到来,也都是之后的事情。在我的责任得到证明或确认之前,我就有责任。邻人引起我的关注,是先于所有假设、所有契约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这种亲属关系外在于一切生物学,“违背所有逻辑”。我之所以关注邻人,并不是因为他被识别出与我属于同一种属。他恰恰是他者。我与他的共同体关系始于我对他的义务。[42]其他一切都在这项义务之后才开始——包括对义务的质疑:比如要求责任摆出其理由,要求“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有资格得到我的关注。我们不妨重申一遍:一旦质疑开始,邻近性就已经被距离取代,责任已经失去了其无条件性;执念已经被计算取代。任何努力都无法恢复我那份责任最初具有的纯粹性与无例外性。所有基于存在的责任[与植根于异于存在的(otherwise-than-being)、面对面的责任不同,后者同时是我的独特性、我的人性和我们的共同体的创造物]将始终是脆弱的、可协商的,直到另行通知——最终,就如同“有”的其他东西一样,毫无意义。一旦责任失去了纯真,曾经属于邻近性的地方拉开了距离,问题就可能出现并被提出来。为什么我关注他人?……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只有当人们已经假设自我只关心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关注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基于这个假设,绝对外在于我的,即他人,会引起我的关注,这确实是不可理解...
从本丹的研究中可以采集到另一点有趣的见解。社会努力说服其成员相信,社会可以保障不朽。然而,既然这些是社会的保障,原则上它们可以由社会管理、由社会分配。(事实也确实如此。)有关不朽的承诺在社会手中变成了最有力的规训努力。像其他社会分配的奖励一样,不朽的奖励数量有多有少,这取决于死者被认为拥有多少社会希望确保或延续其主导地位的价值。公众哀悼的规模,记忆公开展现的强度,都成为相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是支配游戏的主要赌注。有赖于社会仪式,所有成员都是不朽的,但有些人显然比其他成员更加不朽。社会承诺不朽:但它承诺的不朽,是正确度过必朽生活而获得的某种收益。社会鼓励个体竞夺不朽。细究之下,有关不朽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只是另一种分层策略;也许还是这些策略中最有效的。在萨阿(Saa),普通人的葬礼极其简单;下等人(死后)立即下葬;普通人死后次日下葬。不过,有地位的人要停尸两天后才会下葬。妇女们围坐在尸体周围哭泣,聚集起来最后看一眼死者,并参加葬礼宴席……对于一个没有重要地位的人,他的朋友会把甘薯之类的食物扔到死者家的屋顶上,以此纪念他;而如果酋长死了,他们……会围出一块地,把他的独木舟、碗和武器放在里面;他的朋友们为了纪念他而献上自己的供品,并用树叶和鲜花装饰栅栏。在萨沃(Savo),普通人的尸体被扔进海里,而酋长的尸体则被埋葬在地下。[3]这种模式在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反复再现,其具体形式五花八门,这既是在赞颂人类创意无限的才智,也是在体现人类挥之不去的恐惧。普通人的死亡在地表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在幸存者的思想和心灵中也只是留下短暂的伤疤。他们离开后留下的空洞预期将很快被填补;没有必要提醒世界注意这场事件,它注定要像沙子上的足印一样从记忆中被抹除。丧葬仪式和纪念仪式表明自己是记录和编制人类不平等的另一套符码。它们越是精致成熟,越令人印象深刻(换句话说就是花费越高昂),也就越有力量...
诺伯特·埃利亚斯指出:“在临终之人面前,活着的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尴尬(embarrassment)。他们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使用的词语范围十分有限。”他补充道:“尴尬让人欲言又止。”[1]文明——这是现代性选择用来区分自身,并使自己置于其前身和邻伴之上的一个暗号——提高了羞耻(shame)的门槛。不同于我们遥远的祖先和“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不讨论残酷和血腥的事情。别人在公共场合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却讳莫如深。我们对某些现实的闪现厌憎不已,把它们驱赶到我们优雅有序的生存当中无人擅入的地窖里,宣称它们并不存在或至少难以言表。死亡只是被如此驱逐的众多事情之一;因此,尴尬,一种训练出来的羞耻情绪,使我们在直面死亡时麻木迟钝。尽管埃利亚斯对我们面对临终时奇怪的言语无能和表态无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此的解释却并不是人们唯一能想到的。确实,我们不知道该对临终者说些什么,即使我们从前和他们谈笑风生。确实,我们感到尴尬,为了避免感到羞耻,我们宁愿不出现在临终之人面前,哪怕在他们进入临终状态之前,我们热切地寻求他们的陪伴,享受每一刻的共处。那么,是训练出来的无力,无法用语言表达深刻、刺耳、痛苦的情绪,宣告我们必须归于沉默吗?难道是我们出于文明而对残酷产生的厌恶,使临终之人陷入孤独吗?也许,让我们无法开口的,不仅仅是礼仪的精致(不仅仅是这种精致),而且还有一桩简单的事实,即对于一个不再需要用语言来维持生存的人,一个即将离开那个由这种语言所塑造并维持、充满忙碌和伪装的世界的人,我们其实无话可说。近几个世纪以来,死亡不再是进入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入口,而它曾经如此;死亡已经沦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出口,一种停止的瞬间,所有目的和计划的终结。对于那个被称为“生命”的完全私人事件来说,死亡现在已经成了它完全私人的结局。因此,如果使用我们唯一受过训练并被允许使用的词汇,死亡没...
爱情作为一种维续生存的策略,其内在矛盾远没有像爱欲关系那样突出。在爱欲关系中,精神上的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相互滋养,彼此加强(或者被假定如此)。有性生殖就其自然功能而言,是一种以其个体成员的必朽为代价来保持其不朽的方法。物种的这种狡计(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从根本上讲,爱欲伴侣关系不适合成为个体超越死亡的载体。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只能以极度的内在紧张为代价,来承受过高的期望;而在现代实践中,其失望(或潜意识中想要抵御这一失望的欲望)导致人们淡化甚至完全拒绝对性关系的“精神投入”,并明显倾向于在性交过程中剥离掉精神结合的最后残余。人们在性伴侣身上再也寻觅不到绝对和超越;对伴侣的期望充其量是愿意且能够挑逗出“完美的表现”——从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确认自我的价值,允许它延伸到幻想的极限(这种幻想的极限总是通过对超越本身的象征性排演,从而超越真正的极限)。于是,爱情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主张,那种执着(因为从未满足过)的冲动,使众所周知的不可信赖的东西——战胜死亡的个人力量——变得可信;或者至少,从意识中驱逐有关其徒劳无益(必朽)的知识。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却是超越策略落回自身,将目标重新指向其最初诞生的地方。渴望超越的冲动,退缩到个人维续生存的努力上,这既是对性失去期待的原因,也是结果:自我的性本领逐渐变成期望的中心,而性爱上的亲密关系则沦为释放和展示性本领的场合。
如果宗教和部落版本的超越都失败了,失去了号召力,缺少愿意并有能力倡导相关实践的世俗力量,这些力量赋予这些版本可信度,至少让它们看起来真实可信,那该怎么办?恋爱关系似乎成了超越的最后的避难所。根据奥托·兰克(Otto Rank)的说法,现代人对爱情伴侣的依赖“是精神意识形态丧失的结果”。现代人被上帝及其世俗模仿者遗弃,他们“需要某个人,需要某种‘提供正当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来取代衰落的集体意识形态”[19]。在上帝和背负神圣使命的专制君主离开的地方,爱接管了。这并不是说爱源于现代的丧亲之痛。但是,正是现代的困境,一种在业经检验的旧的维续生存策略破产之后出现的困境,使爱情背负了以前从未被要求背负的新负担。如今,人们期待恋爱中的伴侣提供超越的空间,乃至成为超越本身。他/她必须成为一面镜子,让我的幻想在镜子中看起来是真实的;由于镜子的映射是真实的,我的幻想也成为真实。被自己身体躯壳的必朽所限制的自我,通过断开它的私人纽带并获得自由的方式,获得一种替代性的不朽。它必须在超越个体的“二人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不受约束、更值得信赖的生存。我可能会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仅凭放弃无可救药、必朽的个体的身体这一壮举成就,我便能挫败自我的必朽。但维续生存的新的锚点在于另一具身体和另一个自我,它们像我一样纠缠在相互冲突中,假装说能(为我)提供出路,其实不过是诡计罢了。它们本身也随波漂浮,几乎无法牢牢抓住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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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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