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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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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在每一个场合都反复重申，首先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自然本身：以物种为中心的自私表现在下述权宜之计，即通过使物种的维续生存独立于任何物种成员的维续生存，来保持群体存活：使其每个成员都成为可弃置的。大自然为人类物种的成员设定的唯一任务，他们必须以个体的方式去执行的任务（或者更准确地说，以配对的方式去执行，这样就不能脱离所属物种强加的共在性），那就是繁殖：授精、怀孕和分娩。然而，自然界却有所疏漏，未给予他们纯粹技术性手段之外的其他手段，以完成这项任务。但人首先必须活着才能繁殖——并且作为属人的存在，会思想的存在，对必朽有觉知的存在，他们必须因此希望保持存活，必须有一个目的来使他们抱持这样的愿望。然而，自私的物种忽略了确保这种愿望和目的。叔本华承认，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对抗绝望的药方：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幸福的动力。但他又赶紧补充说，这种药方在付诸行动的那一刻就被证明是一种错觉。通常情况下，行动最终会以灾难告终：“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错误，那就是认为，我们是为了快乐而生存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自然界将我们塑造成了这样，让我们停不下来，只能奋力追求幸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每种具体情况下，追求幸福的梦想都不过是摆脱现在苦难的愿望，因此幸福总是在未来，或者在过去，现在可以比作风吹来一朵小小的乌云，在阳光遍洒的平原之上投下一块云影；而在云前云后，一切都是明亮的，只是它本身总是投下一块阴影。因此，现在总是有欠缺的，但未来是不确定的，而过去是不可挽回的。篱笆另一边的草总是更为葱绿；满足感总是存在于我们不在的地方。对幸福的追逐本身就一定会令人失望；它必然会产生痛苦，如果不予以约束，加以遏制，就有可能喷涌而出，变成侵犯。更具灾难性的是，追逐的徒劳可能只会加速发现生命的终极荒谬，从而危及生命的延续本身。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社会的创造力必须来填补这块空白，完成自然界未能履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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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在后现代性的持续当下（Jetztzeit）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德布雷从平庸至上/媒体专政时代早期阶段的视角写作，严重低估了这种变化的毁灭性后果；它不仅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投机交易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知识分子策略的实质内容产生了影响。皮埃尔·恩克尔写道：“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公开声明在今天看来往往徒劳无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即刻思考的规则。”“给套方案，乒！给个反驳，乓！这些是比赛，而不是辩论。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已经减少到零，人需要的只是条件反射。重要的是在场现身，其代价是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即使“他有幸被允许在电光火石之间喊出‘我控诉！’（J’accuse!）”，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所有论证过程都将化为乌有”。[37]皮埃尔·比拉德（Pierre Billard）也认同这一点：“今天，大学已成废墟，教育深陷困境。大型出版机构为大众传媒腾出了地盘，而后者用传播的价值观取代了知识和教育的价值观。”因此就有了“让-保罗·萨特的第二次死亡”：“评判知识分子不再是根据他思想的正义性，而是看他的干预的影响。”[38]乔治·斯坦纳在重新审视屏幕社会时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身处一个宇宙赌场。有趣也好，深刻也罢，一切都只是修辞游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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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是“道德的”，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是“善的”。但这的确意味着人类吃过善恶知识树的果实，知道事物和行为可能是好的或坏的。要知道这一点，人类首先需要有另外一种意识作为前提：事物和行为可以与它们实际的样子不同。我们可以猜测，这与所有人类语言中都包含的“不”字有关。借由语言，人们将外部世界整合进生活世界（Lebenswelt），将存在重塑为经验。只有假定人能够以不止一种方式行动，或者“外界的”事务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安排，“不”这个字才有意义。“不”意味着事物并非必然是现在的样子，它们可以被改变，也可以比现在更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有关于“道德”的讨论都将是一纸空文。事实上，届时道德将无从谈起：道德归根结底（或者说，首先）是关于选择的。没有选择，就没有道德。正如我们时代的伟大道德故事讲述者之一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所说：“高山寒冷，但高山并不邪恶。风将树木刮倒，但风并不邪恶。”在知道事物可以与现在不同的这个基本条件下，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神圣的，也有世俗的，有公民意识的，也有享乐主义的。但它们都伴随（正当化并长期维持）一种努力，即让某些选择比其他选择更被偏好。这种努力，我称之为“伦理”，即提高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尽量降低或彻底消除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计划。这就是“社会”的含义。社会是一种持续不断构建结构的努力，而结构不过是对“秩序”的接近：对可能性的操控，使本来不大可能的或不确定的东西成为无可避免的，成为规律，成为常规的、重复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也是一种类似的努力，意在降低人类行为的随机性，迫使行为遵循一定的模式。总体而言，文化就是把某些选择置于所有其他选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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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选择他们作为我精神上的亲友，是因为每次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都能感觉到我们有共同的关切和目的。他们往往能讲出那些在我的意识层面之下蠢蠢欲动、亟待释放的想法，或者是那些我自己没有能力清晰地命名或表达的观点。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为我打开了我未曾想见的新视野，或者让我意识到此前视而不见的事物的重要性。每一次，我都感觉我们在从事一项“共同事业”，我也一直在努力与他们保持同频，尽管不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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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利兹大学的就职演说结尾处，鲍曼说： “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小心，避免落入时代风尚的陷阱，这些时代风尚很可能比它们声称要治愈的病症更具破坏性。经历了这些不浪漫的岁月后，我们这份志业或许会再次成为勇气、执着与对人类价值之忠诚的试验场。”（Bauman表作197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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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被赋予信任者能否兑现承诺的信心是变化不定的——鉴于所期望的服务的性质，这种状况必然会持续下去。一旦信任被投入，昨天的自由选择就会散发出依赖的味道，并且一天比一天刺鼻。零零散散的现在取代了以规划为导向的生活，仿佛背负着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它必须借助自己的资源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提供属于自身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并配以使解释值得信赖的解读符码。但是，真正的自我解释几乎和私人语言一样，是一种内里不尽协调的观念。以解释为基础的身份只能在互动网络中形成并活出来；它只能是一种集体的成就，共享的操作。然而，如果它公开地将自己的权威置于集体的力量之下，它就不再满足自己的条件。因此就有了自主性和异质性之间的持续作用，前者充满自豪地展示出来，后者自惭形秽地从后门进来；这是自由与依赖之间，英勇无畏的选择与对社会提示的“必须”的臣服之间，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换（virement）；歇斯底里地抗议任何外在导向的举动，其中总是散发出可怕的压迫的味道——再加上对于孤独、被遗弃和他人不愿倾听与确认他们所听到的真实/真相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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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宗教和部落版本的超越都失败了，失去了号召力，缺少愿意并有能力倡导相关实践的世俗力量，这些力量赋予这些版本可信度，至少让它们看起来真实可信，那该怎么办？恋爱关系似乎成了超越的最后的避难所。根据奥托·兰克（Otto Rank）的说法，现代人对爱情伴侣的依赖“是精神意识形态丧失的结果”。现代人被上帝及其世俗模仿者遗弃，他们“需要某个人，需要某种‘提供正当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来取代衰落的集体意识形态”[19]。在上帝和背负神圣使命的专制君主离开的地方，爱接管了。这并不是说爱源于现代的丧亲之痛。但是，正是现代的困境，一种在业经检验的旧的维续生存策略破产之后出现的困境，使爱情背负了以前从未被要求背负的新负担。如今，人们期待恋爱中的伴侣提供超越的空间，乃至成为超越本身。他/她必须成为一面镜子，让我的幻想在镜子中看起来是真实的；由于镜子的映射是真实的，我的幻想也成为真实。被自己身体躯壳的必朽所限制的自我，通过断开它的私人纽带并获得自由的方式，获得一种替代性的不朽。它必须在超越个体的“二人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不受约束、更值得信赖的生存。我可能会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仅凭放弃无可救药、必朽的个体的身体这一壮举成就，我便能挫败自我的必朽。但维续生存的新的锚点在于另一具身体和另一个自我，它们像我一样纠缠在相互冲突中，假装说能（为我）提供出路，其实不过是诡计罢了。它们本身也随波漂浮，几乎无法牢牢抓住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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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映现我们自己真正理想形象的客体对象。但是没有任何人类对象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承受神性的重担。”厄内斯特·贝克尔如此总结爱的命运。[20]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痛苦尤为严重：正当其他所有超越的希望都失去了光彩，而爱的功能重要性也相应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它的承载能力却似乎急剧下降。更高的期望使失败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失败并不一定会暴露隐藏在爱情策略底部的谎言。它们只会在伴侣身上产生不耐烦和不安分，迫切地寻找那个“真正的伴侣”，坚信他/她必然就在附近等候，也必然只在附近等候。其结果是“二人世界”特有的脆弱性：配偶双方在初遇障碍时就关系破裂了，因为伴侣更倾向选择一条尚未探索、尚未遭到质疑的全新轨道，而不是应对和解决已经暴露的旧关系中的障碍。爱情关系在双方都布满了终结的危险。我要求从伴侣身上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但他/她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或者接受，却带有我无法接受的保留态度。即使我的伴侣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接受也可能无法带来我预期的满足。它可能无法带来我所寻求的那种程度的保证。毕竟，我对不朽的赌注已经投到另一个必朽的凡人身上，即使是对伴侣最满怀激情的神化，也无法掩盖后面这桩事实。与上帝或受膏的专制君主相比，我的恋爱伴侣有一个极为不利的地方，那就是他/她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被我近距离地监视，在各种情形下暴露出他/她身体必朽性的残酷真相。一旦专制君主公开暴露出自己缺失超人类的能力——譬如表现得怯懦胆小或优柔寡断、输掉谋略或输掉战斗——他/她就无法成为维续生存策略的对象；对恋爱中的伴侣来说，只要他/她展现出真实的人性，具有人类特有的、无法弥补的二重性（duality），就已经够了。而且，正是伴侣的人性二重性，使他/她能够成为爱的对象，因此这种二重性无法被归约为其他或排除在外，而必须被完整地，甚至是令人畏惧地带入爱情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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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正是对设计并实施各种计划的痴迷——使每一个当下都服从于尚待完成的计划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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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现代性出现之前，人们仅因归属于“错误的群体”就被杀害的情况便已存在。……受害者们是异教徒，是拒绝接受“真正信仰”的人。然而，在大多数情形里，至少在原则上，他们通常会被给予忏悔和赎罪的机会。他们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吊诡的是，前现代的种族大屠杀实际上间接承认了受害者拥有自由意志。同样吊诡的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代——每天都在歌颂自由意志、在各个方面都强调自由选择的时代——大屠杀的正当性却是建立在否认受害者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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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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