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在后现代性的持续当下（Jetztzeit）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德布雷从平庸至上/媒体专政时代早期阶段的视角写作，严重低估了这种变化的毁灭性后果；它不仅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投机交易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知识分子策略的实质内容产生了影响。皮埃尔·恩克尔写道：“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公开声明在今天看来往往徒劳无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即刻思考的规则。”“给套方案，乒！给个反驳，乓！这些是比赛，而不是辩论。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已经减少到零，人需要的只是条件反射。重要的是在场现身，其代价是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即使“他有幸被允许在电光火石之间喊出‘我控诉！’（J’accuse!）”，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所有论证过程都将化为乌有”。[37]皮埃尔·比拉德（Pierre Billard）也认同这一点：“今天，大学已成废墟，教育深陷困境。大型出版机构为大众传媒腾出了地盘，而后者用传播的价值观取代了知识和教育的价值观。”因此就有了“让-保罗·萨特的第二次死亡”：“评判知识分子不再是根据他思想的正义性，而是看他的干预的影响。”[38]乔治·斯坦纳在重新审视屏幕社会时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身处一个宇宙赌场。有趣也好，深刻也罢，一切都只是修辞游戏。”[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