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在最近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将领和政客们最常说的话,媒体最大事宣扬的话,也是最受前线这一边受众衷心欢迎的话,就是盟军指挥官首要考虑的是“拯救生命”。通过对敌方目标进行不间断地毯式轰炸、焚烧和炸毁掩体、近距离射击撤退的士兵,以及整体上说,“切断然后消灭”的政策,上述“拯救生命”的原则得到了贯彻,人人都看得到,人人都鼓了掌。拯救生命变成了夺取生命;一方的成功维续生存,只能意味着另一方的尸体增多。为了挽救一些生命,就需要杀死更多的其他人。这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考虑到战争释放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和宣传——引发的议论可谓微乎其微。也许,对逻辑学家或伦理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悖论;但对以捍卫自由、正义和世界秩序等优越的、普遍的价值为己任的少数人,以及人数远比此多的所有那些祝他们好运的人来说,这看起来一点也不矛盾。所有普遍价值的能力都是要特殊化的。正如很久以前法国民间智慧所总结的:“什么东西配什么秤砣。”普遍性的敌人根本不享有普遍权利。这包括维续生存的权利——更不用说获得不朽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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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年在后现代性的持续当下(Jetztzeit)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德布雷从平庸至上/媒体专政时代早期阶段的视角写作,严重低估了这种变化的毁灭性后果;它不仅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投机交易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知识分子策略的实质内容产生了影响。皮埃尔·恩克尔写道:“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公开声明在今天看来往往徒劳无功,那可能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即刻思考的规则。”“给套方案,乒!给个反驳,乓!这些是比赛,而不是辩论。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已经减少到零,人需要的只是条件反射。重要的是在场现身,其代价是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即使“他有幸被允许在电光火石之间喊出‘我控诉!’(J’accuse!)”,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所有论证过程都将化为乌有”。[37]皮埃尔·比拉德(Pierre Billard)也认同这一点:“今天,大学已成废墟,教育深陷困境。大型出版机构为大众传媒腾出了地盘,而后者用传播的价值观取代了知识和教育的价值观。”因此就有了“让-保罗·萨特的第二次死亡”:“评判知识分子不再是根据他思想的正义性,而是看他的干预的影响。”[38]乔治·斯坦纳在重新审视屏幕社会时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身处一个宇宙赌场。有趣也好,深刻也罢,一切都只是修辞游戏。”[39] 2、“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映现我们自己真正理想形象的客体对象。但是没有任何人类对象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承受神性的重担。”厄内斯特·贝克尔如此总结爱的命运。[20]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痛苦尤为严重:正当其他所有超越的希望都失去了光彩,而爱的功能重要性也相应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它的承载能力却似乎急剧下降。更高的期望使失败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失败并不一定会暴露隐藏在爱情策略底部的谎言。它们只会在伴侣身上产生不耐烦和不安分,迫切地寻找那个“真正的伴侣”,坚信他/她必然就在附近等候,也必然只在附近等候。其结果是“二人世界”特有的脆弱性:配偶双方在初遇障碍时就关系破裂了,因为伴侣更倾向选择一条尚未探索、尚未遭到质疑的全新轨道,而不是应对和解决已经暴露的旧关系中的障碍。爱情关系在双方都布满了终结的危险。我要求从伴侣身上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但他/她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或者接受,却带有我无法接受的保留态度。即使我的伴侣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接受也可能无法带来我预期的满足。它可能无法带来我所寻求的那种程度的保证。毕竟,我对不朽的赌注已经投到另一个必朽的凡人身上,即使是对伴侣最满怀激情的神化,也无法掩盖后面这桩事实。与上帝或受膏的专制君主相比,我的恋爱伴侣有一个极为不利的地方,那就是他/她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被我近距离地监视,在各种情形下暴露出他/她身体必朽性的残酷真相。一旦专制君主公开暴露出自己缺失超人类的能力——譬如表现得怯懦胆小或优柔寡断、输掉谋略或输掉战斗——他/她就无法成为维续生存策略的对象;对恋爱中的伴侣来说,只要他/她展现出真实的人性,具有人类特有的、无法弥补的二重性(duality),就已经够了。而且,正是伴侣的人性二重性,使他/她能够成为爱的对象,因此这种二重性无法被归约为其他或排除在外,而必须被完整地,甚至是令人畏惧地带入爱情关系之中。 3、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性本领的展示被赋予的分量。人们对超越的关注重心已经从将其视为已实现(并且一旦实现就保持恒定)的状态,转移到将其视为暂时事件,就像一场表演。这种对比仿佛复制了超越时间的心灵与转瞬即逝的身体之间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沦为性的自我主张的情欲之爱,似乎是一种消除必朽的新型策略的典型:这种策略与迄今为止所考虑的种种策略截然不同,并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显示出惊人的扩张能力。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试图为身体生存的暂时的脆弱性寻找补偿,而且是通过个人或替代的方式,连续打破身体目前遇到的特定限制,傲慢地否认了身体所面临的终极限制。(比如,无论是运动员亲自突破身体极限,还是观众通过观看比赛间接感受到这种突破,都构成了运动员打破纪录所带来的魅力。这些成就被人们赞赏,因为它们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界限的胜利,同时也被体验为代表整个人类物种所完成的壮举。)对于逃避身体的必朽性这一任务,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面对,视之为一个清楚阐明的目的,就会立即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人们永远不被允许去面对其令人敬畏的总体面貌。相反,整个逃避任务被分成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具体挑战,减少到一个可控的规模,并保证在这些情形中都可以完成逃避必朽的使命。在这里,超越的时间维度正在变成一个空间问题:延长生命的跨度变成了努力拓展生活的能力。时间几乎消失了:它已经被缩小和压平,被挤出了生存之外,经历一个“将当下缩小到一堆转瞬即逝的事件的混乱之中”的过程。[21]在这种混乱中,重要的是身体——作为唯一稳定的参照点——永恒地存在于当下,也只存在于当下,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目光投向当下以外;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不给其他关切留下丝毫余地的,并不是身体在未来一心想完成的事情,而是“身体健康”,是身体作为多功能工具,准备好迎接所有挑战,但是对可能面临的任何任务的性质漠不关心。 4、他人的死亡也许是衡量我自己维续生存的成功的一个基准,但正是他人的生命使这种成功首先是值得向往的,也使它现在值得我努力。毕竟,我想维续生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想到所有的共融、交合、爱与被爱——所有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我就极难忍受。我与他人共处的经历越丰富,越令人满意,我对维续生存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没有我看见或幻想的世界固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没有任何他人的世界,一个见证我作为幸存者最终胜利的世界,这样的意象也是不可忍受的。(“唯一幸存者”的困境宛如一场噩梦,其程度不亚于死亡;毕竟,它显示了死亡意味着什么,它就是死亡的镜像;而且,只有通过那面想象中的镜子,死亡的全部残酷真相才能被具象化。)更直接的是,那些驻留在我生命中并站在理智与无意义、充实与空虚之间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退出都会使我的生命变得贫乏;我的生命既滋养着维续生存的驱力,又反过来仰赖于这种驱力。因此,难道维续生存不是一种自我毁灭和自我挫败的冲动吗?难道它不是只能在其失败中实现自身吗?维续生存的冲动是所有冷酷、残忍和野蛮的内核,但似乎也是社交的源泉。它既不是自私的,也不是无私的;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必须同时兼而有之。维续生存的冲动以一种折磨、自残和痛苦的方式实现了自然的秩序:它巩固了个人自我保护的努力与物种的维续生存之间的纽带。维续生存的冲动的实践调动了个体的情感官能和理性官能,由此实现并加强了物种的永恒延续与其成员的暂时生存之间在逻辑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内在固有的纠结本身就具有某种维续生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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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原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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