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寻找生命意义的冲动可以刺激位高权重的精英们做出疯狂但讲求现实的努力，使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重要和有影响——那么这种可能性从未出现在“大众”身上。首先，绝不允许大众诉诸自我主张这一武器，作为个体留下自己的印记；任何朝这个方向的企图都会被自动记录为不可饶恕的傲慢和叛逆行为——是对社会的威胁，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任何认真地自我建构尝试所需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在所谓身份的自塑特征与获取建构身份的手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尘世生活期间居于支配等级的底端，这一残酷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成了真正的“现实中的理性”。简言之，尽管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显然是“可问的”，但对“大众”来说，构建这种意义的方法在理论上是不可触犯的，在实践中也是遥不可及的。精英们显然霸占了所有被认为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公认手段——这些手段得到具有持久价值的权威的认可，指向无限和永恒的东西，从而超越了短暂即逝的身体生存的短暂性。精英们将所有通向个体不朽的“官方开列”的道路都留给自己使用。“大众”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已经被去人格化，同样地，他们也被剥夺了生产不朽的手段。这只是压迫性支配的众多面目之一——并且就像其他所有面目一样，它必须被隐藏起来（阿多诺说“社会压迫总是展示着某个集体的压迫的面具”）；它必须把自身表现为总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总体中负责做出评判的那一小部分的意志。除了被选中的个体，其他所有个体的客观化（具体化）的地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大众”来说，“衡量标准就是自我保护，或成功或不成功地趋近他承担的功能的客观性，趋近为它确立的典范”）必须被转译为独立存在的持久价值：作为其他方面不可否认属于必朽的生存当中“不朽”的时刻，相当于精英的私人化不朽的某种集体等价物［一种高定时装（customized haute couture）的“大众/批量生产”（mass prod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