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只有战争或瘟疫才会让人意识到骤变的世界里，主要的经验就是连续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变化不是通向此前尚未到来的事物的通道，不是迈向未知的一步，而是暂时的中断，是尼采式“永恒复归”中的一个阶段，是自我同一性平稳流动的中场间歇；真正短暂即逝的是惯例本身的变化——那只是永恒之海上的一丝涟漪，是暂时的扰动，是从事物曾经所在、应当会在和将来复在的地方的暂时偏离。如果当时的人们会因为现在（present）的变幻莫测，而清楚地意识到被称为“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把自己想象成“秩序”的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当后来的世代经历了那颗“意外与陌生之树（果实）”的洗礼之后，才能这样称呼它——回望那不复再现的往昔，带着难以掩饰、充满渴念的怀旧。在那之前，如果没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所有会思考的人一定都认为，显而易见，他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劳永逸地创造的，它被赋予的形式是不容挑战的。（正是后一种考虑阻碍了“秩序”这个观念的产生；要想使秩序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它就必须首先作为一项任务出现。）世界的超时间性使人类灵魂的超时间性变得合理；尘世的逗留并不是时间中的一个阶段（当时的时间还没有变成线性的，还远远没有赢得相对于空间的独立）；它缺乏历史，就像它所处的世界缺乏历史一样。更重要的是，超时间性的世界并没有激发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可挑战的、别无选择的）东西，既非蕴含意义，亦非没有意义，而是外在于意义的领域。没人会要求显而易见的东西为自身辩护，也没人想要为它辩护。只有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会相信——再次带着后见之明和几分怀旧之情——曾几何时，当一切都保持原样，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保留的地方，并且这地方不太可能改变时，“宗教赋予生活以意义”。然而，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后会发现，在那些邈远的（想象中的？）时代，宗教信仰只是印证了那种使关注意义变得毫无意义的经历。生命不掌握在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