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商业的节奏是由帆船的有限速度和很少的航次决定的。竞争渗透得非常缓慢，所获利润因此巨大，尽管有时会被同样巨大的损失抵消。一些早期商行富可敌国，维持着如此豪华的设施，赢得了如此慷慨的声誉，以至于他们被称为“王子商行”。他们为所有其他商行设定了很高的行为标准和生活标准，而除却他们的财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证明他们的名头是正确的。贸易中的海盗因素在很多冒险家身上保留下来。他们来自很多国家，都制订了独特的迅速致富计划，虽然这些计划的模式各不相同，但谋划的思路几乎如出一辙，即从中国人那里赚钱。大多数功成名就，少数人锒铛入狱。外交官们也来了。《南京条约》签订前，他们被傲慢的中国官员视为“来自野蛮部落的进贡者”，并被告诫要“战战兢兢地服从”，更不许扰乱天子的安宁。外交官们奋斗了一个多世纪，才被勉强承认白人与中国人是平等的。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却是中国人一直在争取获得与外国人平等的地位。当他们开始在军舰的炮火下进行谈判时，外交官们被视为恃强凌弱国家的暴躁代表。中国人必须安抚他们，哄得他们开心，让他们保持良好的情绪，因为杀人的军舰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克服“蛮夷”的习惯，当事情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时，就大喊大叫，拍打桌子。在中国官方看来，所有外国人都很麻烦，但外交官最为糟糕。 中国通过雇用外国人来解决因他们的存在而产生的问题。这个过程说来也简单。马可·波罗只是以某种能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数千名外国人中的第一个。美国人华尔（FrederickWard）组织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叛乱，英・登（Charles Gordon）上尉接着成任务。受中国政府委托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与欧洲各国政府进行条约谈判。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组建了中国的海关和邮政部门。这些只是在中国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许多人中的几个，从中国政府领取薪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