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公借翻译之口问他：此番南来，印象最深是什么？黎先生沉吟片刻，答：是时辰。在岛上他随日出而起，日落而息，却感觉比之前每日多活了许多时辰，于是他明白，从前工作到半夜、挤逼出来的许多时辰都是无益的折耗。他住在依恩奥酒店顶层，亲身去阳台上接日头，望到那一道初生的辉光从暗夜和海潮的夹缝中发出，而后泼洒在码头、船舶、钟楼顶和槟榔的树冠，日光依附在日轮上，而日轮在大地的另一端，你便能感到光因它的转动而来，那是一台全世界最大、最先进、最精密的电影放映机，从不出错。在槟岛的第一天，黎先生记录了日出和日落的时辰，次日、第三日、第四日再校验，分秒不差。星洲、吉隆坡、马六甲、怡保等地，时辰也很准，但没有槟岛这么准。上海就更不必提了。别小看这个。在上海，上等人要使自己的时辰变慢，什么都细吞慢咽，下等人要努力讨生活，恨不得跑在时辰前面，人有差别，便滋生社会不平之气；在槟岛却毋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街头鱼贩、面点师、码头工，毋论你是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或华人，毋论你是在六角笼里流哈喇子的孩童或半截身入土的老人家，过的都是一样的时辰，并不会过长或过短、过快或过慢、过强或过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