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美句
伦敦规则
1 、只要一枪。如果他继续顽抗,她完全有把握把子弹射入他的眼睛。或者他可以选择放下武器,不过必须是现在。如果她再向前一步,她的枪口就将抵上他的额头。他又瞥了一眼自己手里的枪,摇了摇头,似乎在否认现实、否认当下,抑或是否认自己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地的事实。她应该立刻杀了他。趁他记起自己之前。趁他再次给阿伯茨菲尔德带来死亡之前。她的枪口已经接触到了他的皮肤。“我一直朝天射击。”他告诉她。雪莉伸手抓住他的枪,他则乖乖地松开了手。这时,她身后的大门被撞开,教堂里再次人声鼎沸。 2 、正午伴随着钟声到来,因为这里是伦敦,而伦敦是一座钟声之城。从市中心到破破烂烂的荒郊野外,叮当作响的钟声分割了日夜:或振聋发聩,或清脆悦耳,或低沉哀伤。尖塔和钟楼,教堂和市政厅,相互交叠的钟声标志着时光流逝的日常。在热浪之中,在不远不近处微微闪光的薄雾之上,钟声的行迹似乎依稀可见。伴随钟声的还有其他设备的唱和:街角和珠宝店上方的时钟,摇摇晃晃地奏出正点的鸣响,尽管往往对时不准,或快或慢。不过总有一个时刻,所有报时声都一齐奏响。或者说,我们可以假装,每当午夜或正午到来,整个城市都会难得地异口同声。不过即便事实果真如此,短暂的整齐划一也稍纵即逝,此起彼伏的嘈杂转瞬间便重新站稳脚跟;争执、责骂、宽慰、谈笑;对冰激凌入口的渴望,对爱人回头的乞求;拿出零钱与寻求支持;各种声响彼此交错、碰撞,形成一段混杂着欣喜与埋怨,幸福与背叛,大悲小痛和意外之喜的永恒交响。每一日都一如今日,既循规蹈矩,又独一无二。而今日一如明日,永远不同,又一成不变。 3 、而眼下,伦敦陷入备战状态。武警巡查街巷固然令人不快,但已经司空见惯的自由——行走街道,真面示人,或在公共场合牵手——终究并非没有代价。在此之前,安宁无事的太平日子已经过了数月。但近来形势太过严峻,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全国各地,人群聚集之处无不笼罩着死难者的阴影,这才有了今日武警走上街头的场面。威斯敏斯特教堂周边,金属路障阻塞了人行道,伦敦市民和游客们聚集在路障外,共同悼念阿伯茨菲尔德惨案死难者:因为阿伯茨菲尔德血案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伦敦也不例外。这便是伦敦和其姐妹城市学到的教训:仇恨犯罪会腐蚀人的灵魂,但被腐蚀灵魂的也只有犯罪之人。只要悲悼同胞的人们能站在一起,哪怕他们各自的钟声只有片刻的协调统一,灵魂便可以免受仇恨的浸染。于是人们聚在一起等待着,武警警官审视地打量着刚刚挤入人群的人们,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又停止,下午开始了。
音乐机械论
1 、坂本 过去基本都是靠习惯积累。但是自从出现了这样的设备,哪怕过去没有积累,稍微操作一下,也有更高可能偶然间做出超出预期的有趣作品。也就是说,过去的音乐,以古典乐为例,如果不写成乐谱,人们就无法演奏。那么,写乐谱本身就是过去的积累,需要调用过去的经验,是必需的条件。但现在,即便不会写乐谱只要有这样的设备,只要有打电子游戏的经验就能作曲。哪怕完全不明白自己正在做的事,也很有可能做出有趣的作品。 2 、坂本所以这种设备,或者说方法,并不根据什么原则运行。 也就是说,为了让音乐听起来自然,展现自然的律动,会人为地扮演自然。同一台设备,也可以让音乐听起来完全不自然。这之间有一个开关。关于设备,并没有某种法则一样的东西,本身也几乎没有原则。 所以我觉得,对流行音乐来说,习惯变成了很重要的东西。而古典乐一看就有法则之类的东西。总之我是被这样教育的。这样一想,其实古典乐就是把习惯合理化,形成了一种指南,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其实都没有什么原则。 3 、吉本 ……不过不管怎么说,那也不是音乐论,还是文学评论的感觉。以语言进入音乐,进行解析和批判,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有点在意有没有关于坂本先生的评论,有的话就可以拿来读一读了。 坂本 没有。 吉本 对于这一点我也非常在意。这很让人着急啊, 本来就对音乐这东西一窍不通,结果也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些音乐变成语言,这两点都特别让人焦躁。 像我对音乐完全不懂,如果耳力稍微好一点或许能够更加理解音乐。但如果要用语言去触摸其中感受到的东西,就觉得很绝望。所以,坂本先生的作品,我虽然听了很多次,但要把感受到的东西说出来,就无计可施了。不过,因为我自己是批评家,所以明白批评是什么, 如果是文学作品,就必须进入作品的内部。文学批评,我有在做,也自认为能够胜任。但如果是音乐,就会觉得不论费多少口舌都只是在外围打转,无法论及音乐本身,无法消除那种焦躁感。 如果是坂本先生自己来说自己的音乐,能够很好地解释这里是这样的、这个音是这样重复的、那里是那样处理的吗?如果你来谈论,是否能很好地说明呢?感觉由你自己来说比较好...... 坂本 如果要准确地表达,可能本人来谈是最好的选择。 吉本 应该是吧。 坂本 不过误读也没关系,因为没有评论家能够输出和音乐同等密度的评论。 吉本 原来如此。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是吗?根本做不到。 坂本 如果有能力或许可以。可会出现和作者本人的意图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情况,但那也没关系。不过, 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从那个层面进行批评。 音乐这种东西,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文本批评式的, 或者说结构分析式的解剖反倒可以轻易做到,也看过两三个这样评论的人,但和我们现在说的音乐批评是两码事。
一直在场
1 、那么,玛丽·阿斯特尔和女科学家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前,人们并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把她与科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在此,我必须感谢凯瑟琳·萨瑟兰(Catherine Sutherland),她是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图书馆副馆长。她向我介绍了玛丽·阿斯特尔,并在学院的旧图书馆里找到了她的藏书,让我得以探索阿斯特尔与同时代的科学出版物之间的联系。”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这一体验堪称激动人心且十分珍贵。其中有许多书籍都与阿斯特尔本人出版的著作有着直接关系,但还有一些书籍显示,阿斯特尔虽只接受过有限且不正统的教育,却依然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当时最重要的自然哲学著作——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的《真理的探求》(De la Recherche de la Verite)以及勒内·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对于《真理的探求》一书,她已经开始深入比较不同的版本和译本,她从该书的第五版摘抄了一段,再用图钉固定在第四版第二卷末,并附上了手写笔记。29她对手上的法语版笛卡尔著作进行了详细批注(显然,她精通法语),像一个普通的现代学生一样,用英语写下原文对应段落的论述内容。评注十分有趣,可以明显看到她在某些地方刚开始是用铅笔写,确定内容正确后,再用墨水描一遍。有意思的是,她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复述了笛卡尔的观点,还在页边直白地写道“这是错的···”(见图1)。我还专门查阅了这些评论对应的段落。确实,笛卡尔写的是错的,比如运动定律的相关内容。同时代的牛顿对此进行了正确的论述,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阿斯特尔能接触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年这本书当然只有拉丁语版,虽然她也可能懂一些拉丁语),她很有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笛卡尔的论述有误。考虑到她所处的研究环境与世隔绝,这样的创举实在令人眼前一亮。当然,除了她的个人藏书以外(虽然她手头资金相当有限,当时... 2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样的情况熟视无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名声不如孙子响亮——曾在1794年发表了一本名为《寄宿学校女子教育计划》(A Plan for the Conduct of Female Education in Boarding Schools)的小册子,描述了什么是合宜的女子教育,以期为自己在德比郡阿什伯恩开办学校的两个私生女提供帮助。他希望年轻女子不止学习现代语言(他认为这比希腊语或拉丁语实用),还要学植物学、化学和矿物学。他相信,音乐和舞蹈常常被“过度重视”了。”然而,这些远见与他的其他提议一样,没有被社会接纳。当时,整个社会十分保守,抗拒他所鼓吹的激进观点,人们认为他的建议与危险的法国大革命同出一源。于是,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正视年轻女性的教育问题。即便如此,为女性提供的课程设置也并不重视科学。但从此时开始,科学成为一种职业——男人的职业——全球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接受正统教育。 3 、如果没有在研究方案中将细胞供体的性别纳入考虑,那么连针对单个细胞的基础研究都可能包含根本性缺陷,且毫无学术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编辑要求,在研究数据中明确指出细胞的性别。直到不久前,一线科研人员都会将不同性别供体的细胞数据合并处理(或是在研究中完全不考虑性别因素),导致研究数据缺乏实际意义,甚至得出极具误导性的结论。显然,这一因素在生物医学成果的实际应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其著作《看不见的女性》中提供了很多相关事例以及数据科学领域的例证。”
肉体的思想
1 、Living—rather than merely writing or thinking—my “newly extended body of technological engagement,” I find the fragility of my flesh significantly precious. Although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motility my prosthetic affords me (however much in a transformation that is perceptually reduced as well as in some ways amplified), this new leg is dependent finally on my last leg. Without my lived body to live it as a meaningful capacity, the prosthetic exists as part of a body without organs and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f you prick it, it does not bleed. Such a techno-body has no sympathy for human suffering, cannot understand human pleasure, and—since it has no conception of death—cannot possibly place value on a human life. 2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做了受现象学影响的唯物主义工作。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论“触觉占有”(tactile appropriation)时谈到了电影的可理解性,在其他地方他又讲到了观看者的“摹仿能力”(mimetic faculty),即知觉的一种感官和身体形式。3克拉考尔将电影的独特性置于媒介的根本能力之中,即从生理和感官上刺激我们;因此他把观看者理解为一个“肉体-物质存在”(corporeal-material being),一个“有皮肤和头发的人”,他告诉我们:“在电影中呈现自身的物质元素直接刺激了人类的物质层:他的神经,他的感觉,他的整个生理基体。”1然而,直到最近,当代电影理论一般都忽略或省略了电影艺术的感官位置和观众的“肉体-物质存在”2。因此,如果我们通读这个领域的著作,就会发现英语世界中只有非常少的持续工作涉及电影经验里的肉体感官性,以及它构成什么意义,如何构成意义。仅有少数例外,包括琳达·威廉姆斯对她所说的“身体类型”(body genres)正在进行 的研究3;在《观察者的技术》(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一书中,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承认,观看者的“肉体密度”与19世纪新的视觉技术一起出现;史蒂文·萨维罗(Steven Shaviro)在《电影身体》(The Cinematic Body)一书中用德勒兹式的语气强调观看电影的内脏事件(visceral event)5;劳拉·马克斯(Laura Marks)的作品讨论了“电影的皮肤”和“触摸”,这种“触摸”注重她所形容的与身体和影像相关联的“触觉视觉性( haptic visuality・里奥( Elenad... 3 、3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Walter Benjamin, 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1968),240; and Walter Benjamin, "On the Mimetic Faculty," 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Schocken, 1978),333-336. 3 See Linda Williams, "Film Bodies: Gender, Genre, and Excess," Film Quarterly 44, no. 4(summer 1991): 2-13; "Corporealized Observers: Visual Pornographies and the Carnal Density of Vision," in Fugitive Images: From Photography to Video, ed. Patrice Petr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1; and "The Visual and Carnal Pleasures of Moving-Image Pornography:A Brief History”(unpublished manuscript);后一篇文章最 后收入1999年版的结尾, Linda Wi...
余音不绝
1 、这一说法,当时并没有写出来,直到1949年发表《崔浩与寇谦之》的时候,才正式发表。 2 、我总在想,按照张灏先生所说,“幽暗意识?的淡漠,使得需家始终有一种乐观和理想,以至于忽视了民主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也忽略了法律制度对恶欲的限制。那么,如果后来我们写的中国文化史,总是记得高调谈论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向阳面,比如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而不记载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比如文治政府之创建(而不是以杀载开疆拓士),比如思想学术的理性表达(而不是沿袭传统任意放纵),比如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是逃避制度的各种陋习),如果我们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著作,总是津津乐道谈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思想学术、绘画音乐、棋琴书画、文字书法,一味歌颂“独创性”“悠久性”“涵摄性”“统一性”,而不是去发掘历史上文化的背阴面,发据原来有哪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那么,我们不仅不能理解向阳面的礼乐文明如何与民众生活传统中的文化习惯搏斗,从而逐渐形塑传统中国社会,更是会忘掉我们传统的内部,其实有很多非理性的、幽暗的、丑陋的甚至是野蛮的东西。失去警戒与畏惧,就会沉湎于所谓中国文化举世无双、源远流长、伟大优秀这些非历史的乐观的自我想象中,从而衍生出一种沾沾自喜、无端自大的心理。 3 、所以,如果允许我做一个猜想,那么,假如陈寅恪参与前面胡适和汤用彤的对话,成为“三人谈”,我想,当汤用彤说不能“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说“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那么,陳寅恪可能会说,中古中国的知识、文化和思想,“无论好坏,大多是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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