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隐喻的迷恋可能根本就是深植于我们心中的本能，不独文学家或者哲学家，连脑科学学者和生物学家也加入了讨论的队伍。……《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生活与语言本身即隐喻。隐喻并非语言的饰物，而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生活始于一些非隐喻的经验，也就是那些被植入我们机体内并与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感觉、行动和情感。莱考夫是乔姆斯基的高徒，本身以事的是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但是，我觉得他几乎就是在解释文学中暗示性细节的本质：它们来自波动不安的经验，经由人们感觉、意志与情感的处理，最后……躺在文本深处，而它们也不总是镶嵌于行文中的装饰马赛克，它们望向了那些更高处的精神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根植经验的隐喻，推理、逻辑公式、客观规律都不再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必然条件。这样一来，文学的隐喻与生活的隐喻之间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强度的对称关系。很多时候，理解生活成为我们理解文学细节的唯一法门。 当然，理解生活可能是更难做到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无意识地活着，一个猛子扎入生活之流的深处，任其推动和摆弄自己的四肢体态，但从来意识不到需要爬到岸边，作为局外人来旁观这条河。克尔凯郭尔在《恐恨与战栗》中说得残酷又直白：“在某些情况下，很岁人——也许是绝大部分人——能的在对自己的生活毫无真正意识与洞察的情况下生活。……这就导致人们对生活本身暗含的隐喻是冷漠的。……许多人的整个复杂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流逝的，那么这种生活裁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于是，生活消失了，化为乌有。自动化吞噬了一切，衣服、家具、妻子和对战争的恐惧”。托尔斯泰发誓不因习惯性的意识丧失而失去生命，而什克洛夫斯基则将艺术定义为一种过程，即重新唤醒我们对已知事物的感知，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陌生化”。国内的文学理论常常把“陌生化”当成一种漠然的技术手段来讨论，但所有伟大的理论与伟大的作品一样，都深切回应着关乎存在的痛苦之诘。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