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句赏析"蒙德拉贡的创始人阿里兹门迪亚里埃塔常说：人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合作社。换句话说，人的福祉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而合作社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归根结底，任何组织模式的成功与否，都应以其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能力为衡量标准，与其是合作社、工会还是其他组织形式无关。" - 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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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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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拉贡的创始人阿里兹门迪亚里埃塔常说：“人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合作社。”换句话说，人的福祉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而合作社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归根结底，任何组织模式的成功与否，都应以其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能力为衡量标准，与其是合作社、工会还是其他组织形式无关。

——特雷博尔·朔尔茨《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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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句：我们不创造合作社，我们创造合作的人。

下一句：GDP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了。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也将国民财富与满足真实人类需求、欲望和便利的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原注9］GDP既没有包括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也没有考虑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退化）。［原注10］GDP没有计人——甚至主动隐藏了——无报酬的工作，如家务劳动、情感照护和生育劳动。［原注11］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声称，GDP低估了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并错误地将银行业标记为生产性的，而银行实际上是榨取性的。创新对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GDP却不能准确反映包括创新在内的所有无形因素，这进一步放大了其局限性。综上所述，GDP确实不是一个衡量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理想指标。最后，对GDP的过度痴迷突显了一种荒谬性，即将西方消费者生活方式视为黄金标准，以此来评判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这种做法使得比较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变得愈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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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SMart在法律上不被视为社会特许经营（1），但各种平台合作社都将其视作典范，并希望在不同国家复制其模式。然而，虽然受益于 SMart BE（最初在比利时建立SMart 模式的合作社）提供的指导和支持，SMart在欧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却坚称自己独立于 SMart BE。另一方面，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伊娃环球（EvaGlobal）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伊娃环球有意将自身构建为一家公司而非合作社，以确保获得资金支持及生存保障。虽然这种公司架构可能会引发对劳动者合作社的担忧，但是对伊娃环球而言，这是为了维持公司的持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劳动者合作社的战略选择。尽管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模式前景广阔，并且允许司机保留其劳动所得的较大比例，但是这种模式所推行的规则并不总是符合特定子合作社的愿望和能力。伊娃环球正与当地计程车合作社合作，实施其基于区块链的网约车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要求当地的合作社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才能加入伊娃环球的特许经营网络。 2、自由职业者通常需要自己找活儿，同时还要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程序和不稳定的现金流，这让自由职业成了一场艰难的探险。SMart 以短期合同聘用自由职业者，并直接与客户协商工作条款（价格、时限、范围）。［原注32］通过处理发票和收款问题，SMart 缓解了自由职业生活中最常见的烦恼之一，即担心无法按时收到报酬，或根本收不到报酬。SMart 保证在劳动者完成任务后的7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报酬，甚至还提供一个“小企业工具箱”用于记账、开票和保险管理。这项服务减轻了创意型自由职业者的行政负担，也正是 SMart 非官方口号“Vous créez， nousgérons！”（你创造，我们管理！）的核心所在。［SMart 的使命是集中资源以创造共享资源。为此，每张发票的2％都将划拨给互助担保基金，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SMart 扮演着类似工会的角色，为其成员提供支持。正如加尔·阿尔佩洛维茨（Gar Alperovitz）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严肃的未来政治都必须找到其他方式——如果可能的话！——来做工会曾经做过的事”。［原注34］实际上，SMart 是在效仿全国家政从业者联盟（National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等代表非工会成员的劳工组织。近年来，这类组织在美国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合作社还是这些“另类劳工”1）组织，都为前所未有的非正规工作提供了保护。 3、首先，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让互联网核心部分的所有权变得如此高度集中？起初，互联网被誉为一个潜力无限的空间，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实现他们最狂野的自由主义幻想，而不受企业守门人）的限制，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互联网最初的理想主义愿景——个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空间，已经让位于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中心化的环境。 4、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是依赖户户送（Deliveroo）、Upwork、优步这类平台公司谋生的人。鉴于上文提到的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或许应该开始考虑重新设计数字经济的所有权结构。集体所有权、自我治理、劳动者自我控制这些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基布兹集体社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至1939年），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曾短暂地实践了劳动者自我治理和集体劳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开始兴起萨帕塔主义运动，并逐渐建立了基于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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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博尔·朔尔茨

原作者：特雷博尔·朔尔茨

特雷博尔·朔尔茨简介：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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