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克劳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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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到达中国以来,就像他们在传教工作中走在前面一样,其在犯罪方面也名列前茅。他们所犯罪行的种类非常有限。除非我记忆有误,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从上海进人美国某座监狱的美国人,全都因为搞不清他人的钱不是自己的钱而被判有罪。这份名单可不短,上面还有我的许多私人朋友: 一名世界著名飞行员、两位银行家、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经理、美国驻华法院的地区检察官和书记员。 他们全都是知名人士,是上海美国总会的会员,其中一个还是教会的主要赞助人,地位显要以至于传教士们将大部分资金存在他那里。当他的银行因过于随心所欲贷款给他本人而倒闭时,传教士的很多事业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多年来,似乎只要一个美国名人锒铛入狱,针对另一个人的调查或审判就会开始。除这些违法的名人外,还有许多美国人留在中国,但只是为了有时间被判定犯有某种罪行,诸如诈骗、挪用公款或造假。遭受如此多的冲击,美国人社区的声望竟没有彻底沦丧,这还挺让人惊讶的。虽然每个外国人社区都能发现骗子,但我们美国人提供的骗子比例要高于其他外国人社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似平因此感谢我们。通常可以信赖的中国人对人类的任何间题都持最为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这些揭露我们中间犯罪分子的行为看作是美国正义的胜利。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英国人社区中身居高位的骗于和美国人社区中的一样多,但英国人的政策是缓和可能损害英国人声望的任何法律打击。这种想法有助于维护民族自尊,令人舒心,但我并不认为事实果真如此。
另一个风险因素也始终存在。因为商人用一种货币买进,另一种货币卖出,而这两种货币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比率。在中国,无论是购买农产品还是销售外国商品,所有的交易都是用银圆进行的,不是墨西哥银圆,就是中国的银两。后者并非一种硬币,而是一盎司银子。在世界货币中,墨西哥银圆或中国银两的价值与白银的市场价值相等,不多也不少。白银的价值每天都在波动,有时朝着一个方向或稳定上涨或稳定下跌。我去中国时,1墨西哥银圆相当于50美分。这个报价通常在儿美分的范围内上下浮动。有段时间,墨西哥银圆的价值是这个报价的两倍,然后又回落至不到一半的水平。很多人作为货市兑换商发了财,他们就像在美国小麦市场 上进行投机倒把那样,大量买人或卖出银币。银价剧烈波动时 期,投机者很容易一天内赚数千美元,也可能同样容易、同样 迅速地损失数干美元。当银价剧烈波动时,每天最大的新闻是 由汇丰银行早上10点发布的汇率公告。短短几分钟内,沪上 的每个人就知道了银圆的兑换率是上升,还是下降,抑或保持 稳定。消息随后通过电报迅速传遍中国的每个角落。但不管报价如何,对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坏消息。进口商希望看到银价上涨,因为这意味着进口商品的销量会增加。出口商希望看到银价下跌,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从销售中国产品中获得更大的利润。直到日本侵略前,中国政府才成功地确立了以黄金为基础的本国货币,从而减少了贸易中的投机因素,使其不再是贸易中的主要因素。这样做的效果才刚要以日益繁荣的面貌显现出来,日本军队就开进中国了。 由于在所有交易中都有偶然性因素,中国沿海居民便形成了一种对待生活的赌徒式观念一倾向于将厄运看作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同时满怀信心地期待下次会有更好的运气。银价下跌可能意味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重大损失,但同样肯定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巨大收益。中国内陆地区的内战意味着贸易...
就会检验真伪,并通过加盖钢印或墨水标记来担保它是真的。结果,这枚硬币很快就变成一团畸形而肮脏的银块,有洁癖的人只要能避免,就不会碰它。然后是“零钱”系统。每当有交易不足1美元时,就会出现复杂的数学问题。硬币有20分和10分面额,还有铜板。但这些硬币与美元或其他硬币皆无固定兑换比率。1美元可以换成五枚20分的硬币、一枚10分的硬币和七八个铜板,但十枚铜板不能换成一枚10分的硬币,一枚20分的硬币也不能换成两枚10分的硬币。掌握这一复杂的交换系统和短暂效用系统的复杂性并非易事,因为不同硬币的相对价值每天都在波动。一个破开1美元购买价值25分东西的人,可能会费一番周折才能算出对方该找自己多少钱,但第二天他又得用一套新的兑换比率再重新计算一遍。 凡此种种的结果是,外国人很少带钱,而是以在写着欠款数额的单据上签字的方便办法应付一切事情。在中国,只有给黄包车夫付车费时才用现金,而一个人口袋里的零钱也被称为“黄包车费”。这些硬币的价值是如此之小,而坐黄包车的车费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请朋友帮其支付黄包车费时无甚顾虑,就像请别人给他点烟一样。我在中国生活的所有时间中,口袋里很少有1美元的钱。除那些还不了解这个国家习俗的新来者之外,所有外国人都是如此。 几乎所有俱乐部的规则都不鼓励会员用现金购买东西。一顿饭或一轮酒的费用比俱乐部服务员一天工作的收入还要多,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处理现金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诱
尽周折,我们只好在不同的地方乏味地等待。最后的打击在到达重庆后发生,我们发现所乘坐的这艘船已被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而新旧公司都拒绝为我们的返程承担任何责任。船长已被解雇却拒不交船,直至拿到欠他的那份工资。 因为有往返船票,所以我们主张我们有权留在船上,直到轮船返回上海或有其他安排送我们回家,船长极力赞同我们的主张。我们并不着急回去,因为船上的日子非常愉快。我们的船停泊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下方,整天都有大型帆船从我们旁边飞速驶过,船上的水手们半裸或者全裸着身子,桨手们呼喊着狂野的号子。这是一种慵懒而惬意的生活,河水从我们身边流过,我们尽情享受。但一周结束时,食物供应开始减少。船长警告我们说,黄油已经没有了,面包只够再吃两三顿,而航运公司的信用已经归零,我们的钞票仍然一文不值,看来我们很快就会缺少口粮了。幸好厨师打了一晚上的麻将,赢了300美元,船长马上向他借钱买了食物。◆一江上的生活我们总是过不厌,船上的甲板就像一个大看台,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对我们来说,回去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涉及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为五个人提供1600英里的交通费和杂费。上海的银行已倒闭,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可能从那里汇钱。重庆的中国银行家对所有上海的银行都持怀疑态度。但当我们向一家陌生的英国轮船公司经理寻求帮助时,事实证明问题竟出奇简单地获得解决。量弯年心意 “当然,当然,”他说,“你们不能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过几个星期,炎热的季节就要开始了,你们会难受得要命。”
这种拍桌子的行为其来有自,且一开始具有充分的正当狸由。中国人以前将所有的国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第类是周边的小国,如朝鲜、高棉、安南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它们是“纳贡”的国家,其主要职能是服从“天子”的统治,并通过每年的使团带来由他们最宝贵的产品组成的贡品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贡品实际上是税收的代名词①。当中国人与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家交往时,他们自动将这些国家列入第二类。但这些国家被看作是次要的蛮族国家,因为他们不生产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因此作为朝贡者毫无价值。事实上,这些外国人也拒绝带来任何贡品。他们还无理而顽固地拒绝承认自己的劣等地位,并荒谬地宣称自身的伟大。他们带来的地图表明,他们是虚伪的吹牛者。中国一个省的面积比这些小国中的任何一个都大。意 中国人可以承认这些来自大洋彼岸又长相怪异的蛮夷拥有更大的船只和更强的火炮,这使得他们在混乱激烈的战斗中更胜一筹,但其他方面则无可取之处。这就是野蛮人的骨骼和肌肉优势所在!在孔子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也是这样,但他们并不以此为荣。管国中 很明显,这些国家非常贫穷,人民都是“劣等种族”。为了从中国进口茶叶和大黄®,他们愿意长途跋涉,忍受艰难困苦,这证明他们非常贫穷。他们中有很多人自愿生活在远离祖坟的地方,而同胞允许他们被埋葬在异国的土地上,又表明这些人完全缺乏普通人的正当情感。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此秉持一种施舍的态度,认为这些外国人由于迫不得已才长途骏涉,而他们是在救死扶危。
由于在中国没有污染的水源很少,唯一安全的饮用方式就是将水煮沸。因此,人们普遍有喝茶的习惯。这个国家还有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信念,即茶是一种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作为泻药,大黄同样被认为是维护健康的必需品。因此,这些蛮夷会做出巨大的牺牲,有时甚至以不当的方法来获取这些产品。没有它们,这些野蛮种族将会灭绝。因此,虽然中国人被迫与外国人开展贸易,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同时,唯独中国人拥有茶叶和大黄的事实,使得他们处于全世界恩人的地位,并对这些洋鬼子忘恩负义的做法深感不满。1838年,被持续不断的鸦片进口激怒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出这样一个威胁,他认为这将彻底吓倒他们一 他宣称:“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巾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之也。”0
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洋鬼子的生命依题于茶叶和大黄的供应,而他们只能在中国得到这些东西这鉴不幸的外国人生活在如此贫穷的国家,他们无法种植自已的紫叶或培植自己的大黄,就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喜马拉雅高原上的西藏人一样。切断这些供应,他们就会生病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找到一种东西方能够据以相识的理性基础。中国人成功统治了他们所知世界的五千年,这滋养了过强的自负感。他们所接触的民族没有一个在文化上不比他们低劣。因此,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的自负,外交官们所用手段即为拍桌子和派炮艇。这么做十分有效,以至于即便能以和平的、麻烦更少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们仍继续使用这两种手段。在中国人完全占理的场合,这是一种特别有用的策略。最好的办法是先解决问题,然后再进行争论。从外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总能使中国人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外交官常常罔顾事实或中国人的意见而任意解决问题。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是围绕芝罘港的开放而导致的情况。条约规定,外国人既可以居住在这个位于山东半岛的城镇,也可以在其中开展贸易活动。由于这是一个小渔村,没有一个外国人会愿意住在那里,也没有人会在那里进行贸易活动,中国人就设有提出特别的反对意见。这种不寻常的态度本应引起外交宜们的怀疑,但他们相信这是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的价值。但当外国官员参观这个地方时,他们发现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想要的港口不是芝罘港,而是一个邻近芝罘但位置
人再也不能隐姓埋名地在这个国家游荡了,因为他们受到非常仔细的检查。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我乘汽车长途旅行去了黄山,在回来的路上,一名中国警察示意我停下,然后递给我1美元的零钱,这是我在办理护照签证时被多收的钱。官方记下了我的汽车号码,故而随时知道我身在何处。婚姻提供了一种使诉讼管辖权从一国法庭转移到另一国法庭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大约三十年前,一位新的美国法官带着改革思想来到这里,并在这些思想还未来得及因接触上海懒散和罪恶的生活而失去活力之前,就着手将它们付诸实施,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苏州路和江西路的舒适房子里招待有身份客人的女孩几乎都来自旧金山。事实上,她们垄断了这个行业,以至于一个当地习惯用语被人们普遍使用。当有人提到“美国女孩”这个词时,并不是指初涉社交场合的少女,而是指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代表。我们国家的女性之所以在这个领域享有特殊的卓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通方面的因素。从旧金山到上海的票价大约是从伦敦、巴黎或任何其他有竞争力供应来源的票价的一半。即使没有这种对她们有利的运费差别,她们也可能保持垄断的地位,因为她们漂亮极了。她们穿得很时髦,为丈夫在银行和石油公司工作的更体面的姐妹们树立了上海风格。她们没有对手,直到美丽绝伦的“新加坡凯特”像阿佛洛狄忒在世一样照亮全场。 我们这位试图进行改革的法官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的美学或经济特征。美国国旗在城里所有一流卖淫场所上空飘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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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克劳 经典语录

卡尔·克劳

卡尔·克劳作品: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
卡尔·克劳简介:

【著者简介】 卡尔·克劳(Carl Crow,1883—1945),美国记者、商人、作家。1911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克劳广告公司,较早帮中国建构属于自己的广告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卡尔·克劳被迫离开上海,但仍呼吁各国向中国伸出援手,为中国的抗战募捐。1945年逝世于纽约。在居住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克劳走遍了大...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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