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追随者

就会检验真伪,并通过加盖钢印或墨水标记来担保它是真的。结果,这枚硬币很快就变成一团畸形而肮脏的银块,有洁癖的人只要能避免,就不会碰它。然后是“零钱”系统。每当有交易不足1美元时,就会出现复杂的数学问题。硬币有20分和10分面额,还有铜板。但这些硬币与美元或其他硬币皆无固定兑换比率。1美元可以换成五枚20分的硬币、一枚10分的硬币和七八个铜板,但十枚铜板不能换成一枚10分的硬币,一枚20分的硬币也不能换成两枚10分的硬币。掌握这一复杂的交换系统和短暂效用系统的复杂性并非易事,因为不同硬币的相对价值每天都在波动。一个破开1美元购买价值25分东西的人,可能会费一番周折才能算出对方该找自己多少钱,但第二天他又得用一套新的兑换比率再重新计算一遍。 凡此种种的结果是,外国人很少带钱,而是以在写着欠款数额的单据上签字的方便办法应付一切事情。在中国,只有给黄包车夫付车费时才用现金,而一个人口袋里的零钱也被称为“黄包车费”。这些硬币的价值是如此之小,而坐黄包车的车费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请朋友帮其支付黄包车费时无甚顾虑,就像请别人给他点烟一样。我在中国生活的所有时间中,口袋里很少有1美元的钱。除那些还不了解这个国家习俗的新来者之外,所有外国人都是如此。 几乎所有俱乐部的规则都不鼓励会员用现金购买东西。一顿饭或一轮酒的费用比俱乐部服务员一天工作的收入还要多,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处理现金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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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2年,上海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渔村,并不比其他几百个渔村更大。对渔民们来说,其价值也比不上那些更靠南的渔村,那里的海水还未被淡棕色的长江搅得浑浊。租借给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区包括涨潮时就被淹没的泥滩。过了一段时间,外国人口才达到一百人,他们都希望自己住在别的地方。唯一可用的水源来自泥泞的黄浦江。所有用于饮用或烹饪的水都必须加入明矾。谈论腹泻或瘙痒司空见惯,因此形成了一种社会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死亡率非常高。几代人经历了贫困之后,这个城市才成为一个还算舒适的居住地。 通过前往那儿生活和经商的外国人的努力,香港和上海变成了极其富有和非常重要的地方。迫使中国开放这些租界的侵略,与后来日本和德国所企图的侵略有很大的不同。外国人既没有接管现成的贸易,也没有获得专卖权利。他们获得的只是迁人一个无人居住地区的特权,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先辈的方式建立家园。他们以一种中国自身做不到的方式发展了中国的贸易,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这些外国人居住地区的大量中国人是后来才出现的。中国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迁人这些地区的,因为那里更安全,或者更有希望获得发财的机会。 2、18世纪前往广州的英国商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皆不通中文,而且很少有人试图学习这门语言。粤语是中国所有口语方言中最难学的一种。发音相同的字词随语调变化而具有不同含义。一个小小的语调差错就可能改变整个句子的意思,从而将一个虔诚的短语变成一个下流的笑话。中国说双关语的人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任何致力于学习这种特殊方言的人不仅须掌握词汇,而且要像专业歌手一样熟练地控制自己的声调。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掌握这门语言,使之能有实际用途,也要经过多年的学习。但你找不到老师,因为清政府曾威胁说凡是向外国人教授汉语的人都会被处死。如此规定并非针对新一代外国商人。几干年来一直就有类似的禁令,即严禁人们指导野蛮部落学习汉语。这条禁令在马可·波罗身上有所放宽,而其他外国人学习汉语则是皇恩浩荡的标志。早期传教士学习汉语、翻译和印刷他们的小册子,都必须秘密行事,就像是假货贩子一样。 事实上,一个外国商人拥有的是鸦片、毛皮、檀香木,抑或几桶西班牙货币这些东西,以及与中国人进行交易的愿望。但他对如何或从何处购得茶叶及其他中国商品茫然无知,对为此该支付什么价钱也模糊不清,而关于中国人的购买需求,他们又只有笼统且往往是错误的概念。如何在内地找到出售商品或采购农产品的市场,如何将货物打包并在内地运输,如何缴纳复杂的通行税,诸如此类的问题全是谜团,而他的中国贸易商伙伴们并不会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们的秘密。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们。《南京条约》使中国的多个港口向外国人开放。这结束了广东人的贸易垄断,同时也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把货物卖给外 3、多的街灯用的是花生油、菜籽油或鲸油。外国人抽的是来自缅甸的马尼拉雪茄一方头雪茄,中国人则用烟斗抽烟。但接下来的几年里,香烟和煤油很快就行销全国,不仅外国人大发其财,中国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美孚石油公司是发展煤油销售的先驱,也是率先将现代销售方法引进中国的企业。很难想象会有比他们所面临的更没有前途的领域。绝大多数大班会告诉他们,要想在中国大量推销煤油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太阳给中国人提供了他们认为必需的所有照明。从王侯将相到平头百姓,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便在皇宫,朝会也在黎明时分举行,此后不久,数百万中国人就醒来并开始劳作。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任何形式的人工照明都与某种程度的道德败坏有关,因为只有赌徒、妓女和酒鬼才会习惯于夜间不睡觉。反对干涉自然规律的偏见已持续多年。当上海建起电力照明系统后,道台厉声威胁说要惩罚任何安装这种外国设备的中国人。外国人认为这是由于迷信和无知造成的,但毫无疑问,这位好人认为任何将黑夜变成白天的做法只会对社会道德产生不良影响,今天上海的夜总会表明他是正确的。中国官员中,像科顿·马瑟①这样的人为数众多。 美孚石油公司没有被这样的疑虑吓倒,但却面临非常实际 4、就会检验真伪,并通过加盖钢印或墨水标记来担保它是真的。结果,这枚硬币很快就变成一团畸形而肮脏的银块,有洁癖的人只要能避免,就不会碰它。然后是“零钱”系统。每当有交易不足1美元时,就会出现复杂的数学问题。硬币有20分和10分面额,还有铜板。但这些硬币与美元或其他硬币皆无固定兑换比率。1美元可以换成五枚20分的硬币、一枚10分的硬币和七八个铜板,但十枚铜板不能换成一枚10分的硬币,一枚20分的硬币也不能换成两枚10分的硬币。掌握这一复杂的交换系统和短暂效用系统的复杂性并非易事,因为不同硬币的相对价值每天都在波动。一个破开1美元购买价值25分东西的人,可能会费一番周折才能算出对方该找自己多少钱,但第二天他又得用一套新的兑换比率再重新计算一遍。 凡此种种的结果是,外国人很少带钱,而是以在写着欠款数额的单据上签字的方便办法应付一切事情。在中国,只有给黄包车夫付车费时才用现金,而一个人口袋里的零钱也被称为“黄包车费”。这些硬币的价值是如此之小,而坐黄包车的车费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请朋友帮其支付黄包车费时无甚顾虑,就像请别人给他点烟一样。我在中国生活的所有时间中,口袋里很少有1美元的钱。除那些还不了解这个国家习俗的新来者之外,所有外国人都是如此。 几乎所有俱乐部的规则都不鼓励会员用现金购买东西。一顿饭或一轮酒的费用比俱乐部服务员一天工作的收入还要多,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处理现金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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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克劳

原作者:卡尔·克劳

卡尔·克劳简介:

【著者简介】 卡尔·克劳(Carl Crow,1883—1945),美国记者、商人、作家。1911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克劳广告公司,较早帮中国建构属于自己的广告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卡尔·克劳被迫离开上海,但仍呼吁各国向中国伸出援手,为中国的抗战募捐。1945年逝世于纽约。在居住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克劳走遍了大...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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