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742—756）作《兵车行》，叙士卒离别悲苦之状。其诗创作的具体年份不详，或言讽唐朝用兵吐蕃，或言指天宝十载（751）征发士卒出征南诏事，因为该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朝廷于两京及河南北募兵以击南诏，人们听闻云南多瘴疠，哪怕还没打仗，士卒也得死十之八九，故无人应募，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而自长安安远门西行，渡中渭桥，至临皋驿，“凡西出河陇，北达灵盐，西南入巴蜀云南，皆以此为总枢纽，故公私送迎皆宴饯于此”2。如果车奉朝在天宝十载（751）离开长安，在中渭桥至临皋驿一带，他就有可能作为“道旁过者”目睹“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3的悲戚。事实上，天宝十载（751），唐朝动武之地非只西南，西北和东北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数以万计的士卒被驱往战场，离别之际，千家野哭。而这吞没万千生命的三场大战，竟然都出自边将的 挑衅。先说说南诏。南诏原来臣服于唐朝，按制，南诏王阁罗凤携家眷拜谒姚州都督张虔陀，张虔陀欺辱阁罗凤妻女，又多索要财物，阁罗凤不应，张虔陀又遣人詈骂，并向皇帝密奏其罪，阁罗凤忍无可忍，于天宝九载（750）起兵反唐，攻陷云南郡，杀死张虔陀，取夷州三十二。张虔陀逼反阁罗凤，非独因私人恩怨，在阁罗凤自辩其本意的《南诏德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六桩事：“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这虽是阁罗凤的一面之词，但其言之凿凿，却非诳语。若其言为真，那么与吐蕃合谋、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