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是为了人性而存在的。在与贝尔哈兹的对话中,鲍曼解释道:“从雅妮娜那里,我学到了——就人文学科而言——‘价值中立’(Wertfreiheit)不仅仅是种空想,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非人的欺骗;社会学工作只有在生活中对人性有所助益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选择决定了一种生活是人性的还是非人性的。”接下来,他又提出了这样一种洞见,将对导向人性或非人性的这一选择的关注,放到了社会学的而非哲学的层面上——“社会是一种巧妙的装置,旨在缩小选择的范围,甚至可能完全消除 这些选择”(Bauman in Beilharz 2001:335)。这种看法是社会学的,因为它是在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在今天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关注人类所处的情境。此外,正因为鲍曼的这些道德承诺和主张与社会学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它们就不再停留在纯粹的思辨层面,而成了衡量这世界上的屈辱与受苦的标准,使它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被认识、被命名,即让人们意识到它们是恶的产物。鲍曼不需要为他的道德承诺辩护,相反,是世界必须为自身辩护,以回应这些道德承诺必然引出的批判。鲍曼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对世人的意义充满怀疑,但他并不怀疑世人本身,也不怀疑他们能够选择道德(也就是,选择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