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说人是“道德的”,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是“善的”。但这的确意味着人类吃过善恶知识树的果实,知道事物和行为可能是好的或坏的。要知道这一点,人类首先需要有另外一种意识作为前提:事物和行为可以与它们实际的样子不同。我们可以猜测,这与所有人类语言中都包含的“不”字有关。借由语言,人们将外部世界整合进生活世界(Lebenswelt),将存在重塑为经验。只有假定人能够以不止一种方式行动,或者“外界的”事务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安排,“不”这个字才有意义。“不”意味着事物并非必然是现在的样子,它们可以被改变,也可以比现在更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有关于“道德”的讨论都将是一纸空文。事实上,届时道德将无从谈起:道德归根结底(或者说,首先)是关于选择的。没有选择,就没有道德。正如我们时代的伟大道德故事讲述者之一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所说:“高山寒冷,但高山并不邪恶。风将树木刮倒,但风并不邪恶。”在知道事物可以与现在不同的这个基本条件下,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神圣的,也有世俗的,有公民意识的,也有享乐主义的。但它们都伴随(正当化并长期维持)一种努力,即让某些选择比其他选择更被偏好。这种努力,我称之为“伦理”,即提高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尽量降低或彻底消除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计划。这就是“社会”的含义。社会是一种持续不断构建结构的努力,而结构不过是对“秩序”的接近:对可能性的操控,使本来不大可能的或不确定的东西成为无可避免的,成为规律,成为常规的、重复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也是一种类似的努力,意在降低人类行为的随机性,迫使行为遵循一定的模式。总体而言,文化就是把某些选择置于所有其他选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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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许,我们能在20世纪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考察中,找到对这种关注最充分的描述。在他的第一本杰作《生存与生存者》(Existence and Existents,1947)中,列维纳斯发现“有”(there is)是一种虚空,一种空洞,一种毫无特征的“既非存在亦非空无”——类似于按压耳朵形成的空壳发出的怪异声音;类似于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从墙后传来的难以辨认的噪声;又或者类似于失眠,即客观不可能性对存在的侵入,自觉意识的去人格化。可纵使我们把“有”拆开,把它的各个部分变成客体、生存者、现在的或潜在的占有对象,也完全不会打破“有”的无底的无限性,也没有减损它的无意义性。相反,这么做只会把自我固定在它渴望支配的生存者上,并通过这些存在者固定在“有”的无意义上。把“有”变成可控制的对象,不会打破“有”的“震耳欲聋的沉默”(rumbling silence);也没有为我们发现存在的核心内容竟是空无这一点所产生的恐惧和惊慌提供安慰。日暮时分,如同白昼,一切都保持原样。即使有一种逃避“有”的办法,它也不是通过自我的“就位”(position),而是通过自我的“沉积”(deposition)达成的。只有在“他者”(the Other)面前放弃主权,对他者负责,才能阻止“有”的毫无意义、震耳欲聋的喧嚷。被化约为“有”的存在,缺乏“应该”的存在,等于孤独。这是列维纳斯在《生存与生存者》的姐妹篇《时间与他者》(Time and the Other,1948)中的主题。生存是不及物的,不带有意图,不蕴含意义。这是我的,也是我一个人的。知识和沟通不会将自我从孤独中解救出来。一个人可以讲述自己的生存,但不能分享它。“与……同在”并不能缓解生存的孤独感。如果“与……同在”意味着交换和分享,那么一个人可以交换和分享一切,除了存在本身。因此,“与……同... 2、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死亡是什么,除非有人要求我们准确描述我们所知道的——根据我们“理解”的死亡来定义死亡。这下麻烦来了。事实证明,归根结底,我们不可能定义死亡,尽管定义它的尝试——把握它(尽管只是从理智上把握它),给它分配适当的位置并将它保持在那里——永远不会停止。定义死亡绝无可能,因为死亡代表着最终的虚空,代表着非生存(non-existence),它荒谬地赋予所有存在(being)以生存(existence)。死亡是存在的绝对他者(other),一个不可想象的他者,徘徊在沟通的范围之外,每当存在谈到那个他者时,它就会发现自己是通过一个否定的隐喻在谈论自身。说到底,本段行文也无一例外都是隐喻:死亡不像其他“它者”(others)——对于那些它者,自我可以自由地填充意义,并在这种赋予意义的行为中自由地实现构成与从属。死亡无从感知,更不用说构想或“再现”了。正如我们从胡塞尔那里所知道的,所有感知都是意向性的;作为感知主体的活动,它超出了主体的范围,抓住了主体之外的东西,与此同时,它召唤出一个“客体”,这个“客体”属于一个原则上可以被他人共享的世界,感知随后将自身锚定其中。但是根本不存在一种叫作死亡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奋力感知的主体的延展意向居停其上,锚定于此。死亡是绝对的无,“绝对的无”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能感知到感知缺失时,我们才知道“那里有个无”;每一个“无”都是一个被面对、被感知、被沉思的无,因此没有一个“无”可以是绝对的——不存在一个无条件的无。但死亡是“行动主体”本身的中止,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感知的终结。这种感知的终结是感知主体无法设想的一种状态:它不能将自身从感知中“抹去”,同时还指望感知存在。[对此,胡塞尔会说,没有意向相关项(noema),即要知道的对象,就没有意向行为(noesis),即认知行为;反之亦然。]面对这种不可能性,感知主体... 3、在完全没有“另一种意见”,更遑论反对意见,尤其是没有一个被清晰表达出的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关于波兰社会的现状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信息就都成了“真相”。 4、阿尔贝·加缪说的:这世界上有美,也有受辱者。无论这项事业可能带来什么困难,我都希望永远不对后者或前者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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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原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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