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不是人类的主要困境，所有这些社会、社会秩序、文化——都将无法想象，虽然很吊诡的一点是，它们都旨在使这一困境变得无关紧要，或者“无害化”其后果。我想说，社会是帮助人类应对自己作为“道德存在者”（moralbeings）的命运的一种装置，而这种命运就是必须做出选择，并知晓这些只是选择而已（或者当此认知遭到压制或否认时，至少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社会将伦理的样式铭刻在道德这一柔软易塑的原材料之上。伦理是社会的产物，因为道德不是。而如果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研究，那么它所探讨的（无论自觉与否）就必然是伦理规则如何被构建、被“固定”，人类如何为自己做出选择，以及如何提升、抑制或操控各种可能性。如果这是社会学注定要做的事情，那么社会学家经常被要求的“伦理中立”就要么是伪善，要么是自欺。社会是“一组得到协调的选择”，你所研究的任何社会，都是诸多现实中的一种，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就像所有的选择一样，社会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但在每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好。言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动，它需要由那些恰好是社会学家的“道德存在者”来实施（我要指出的是，这使得社会学家无论多么努力想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们在当权者眼里都依然显得可疑，当权者更希望人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认为貌似选择的东西并非真正的选择）。接下来是在善与恶之间做另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所有“道德存在者”都必须做的。你可以坚定地赞同自己所在社会的选择，从内部的视角来描述它，甚或采取一种盲目乐观的观点，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然后继续加固使这些选择固定下来的社会机制，使其更顺畅地运转，或者你也可以质疑这种选择的智慧，坚持计算它的代价，以及如果改变选择，可以使人类避免遭受多少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