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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榫卯》
1 、如果不进门，又怎么能见到小小门洞后面的大千世界，趣味，是入门的邀请。批评的趣味并非由轻浮的玩笑、故作幽默的表达或者关于作家们的段子带来，这些东西都是围绕在理想批评之外最浮光掠影的存在。趣味的基础反而是虔敬、敏锐与冷峻——虽然它们乍一看都并不好玩。虔敬，是批评者对所阅读和讲授的文本保持全情投入的信念。这并不意味着将某位作家神化膜拜，而是出于内心真实的响应——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召唤（calling）。唯有如此，批评者才可能说出真话——不是重复他人的观点，不是用现成的理论代言自己，也不是轻易采信人们公认的常识，而只说亲自体会过并且相信的东西。真实让趣味不至于沦为讨好；同时，文学批评不是作家轶事的故事集，不是对“金句”的剪贴与传颂。真正的批评要深入文本的字里行间，咂摸与捕捉它的气息、音调、质地、光泽，并对其进行个性化的爆破与开采。它需要一种千锤百炼锻造出的敏锐感，能够精确地锚定在那些他人往往视而不见的细节之上——像侦探破案一般，这种“发现”的过程本身，也会带来深切的愉悦。而且，我始终希望，批评能告别那种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的自娱自乐，成为一种真正面向公共领域的创造。这正是冷峻的伦理立场不可或缺的时刻——它决定着我们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又为何在无数可能中选择某一部作品、某一类细节，予以注目、阐释、放大。这些选择，从来不仅仅是审美的趣味或理论的倾向，它们无一不是一次伦理的表态：我们愿意倾听谁的声音，愿意承认谁的破绽，愿意赋予哪一种存在方式以重量。但所有这些“重量”，我想用最轻盈的方式去安置。我找到的，正是细节。
2 、成熟的作家虽然会写很多作品，但他们会逐渐形成一种最为青睐的角色原型，用以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命瞬间某个最典范的真相的把握，他们所有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其实都是某一类角色的变形——福楼拜总是喜欢写把自己投射到他者身上的空洞的灵魂，契河夫总是喜欢写淹没在庸常中却浑然不觉的自得者，菲利普·罗斯总喜欢写在色欲的兴奋与死亡的折磨之间来回折返的中年男人。读者读得多了，了解到作家们各具特色的角色原型，对细节的抓取也能够形成指引，大概能够预判，哪些作家笔下的人物自白更倾向于伪装和扭曲。
3 、当托马斯·曼或者加缪还试图用不合逻辑来表现“荒诞”时，克劳德·西蒙直接取消了逻辑，他意识到小说传统中强大的隐喻习惯，所以，他把以往的小说称为“寓言”，寓言总是贴合着世界的起伏变化、按照因果逻辑扮演并且传达点什么主张，类似于本雅明说的“建言”，意思就是，读了一个故事，我总要从经验上获得一点启发或者教益。在一次讲座中，西蒙引用格里耶的话申明了自己的主张：“这个世界既没有意义，也不荒诞，而仅仅只是存在着。”这句话要是契诃夫或者巴尔扎克在泉下听到，可真的要惊跳起来吧，因为西蒙直截了当地“废掉了”他们的“招子”。在西蒙笔下，细节是现象的直接呈现，拒绝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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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MO的森林冒险》
1 、抓小动物吃 “或是破坏别人家，在村子里放火…熊不是都千这类坏事 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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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门郑氏》
1 、母亲经常笑，还很容易紧张、惊慌失措。她不是一个沉默的女人。她笑时总是滩以抑制地拍打旁边的人，时常笑到合不拢嘴，发不出声音（有一次，马六甲的老三姨来看望她，在餐馆里，她激动得整副假牙都掉出来！）。如今想来，她那夸张的笑也许隐含多重意义，是对生活的幽默和悲苦的回应、反击或消解。那笑很可能强化了我们对她的印象，甚至构成了一个假象，使我们深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乐天知命的普通女人，没有一点隐藏的、更深刻的意义（她到底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年，我渐渐遗忘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漠然，离乌拉港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缘故。我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也在独自面对生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人要承担一切选择的结果”，我总这样想。当小心翼翼的尝试最终都化作一声叹息或被逐渐忘却，不再被提及时，我的这个想法更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她有丈夫，这些事应该由她的男人去做。”我会这样说。一天晚上，她突然走进房间，坐在那张我用来顶着房门的圆木凳上。木凳没有靠背，她佝偻着，衬衫的领子耷拉下来，露出她那嶙峋凸出、干瘪、皱巴巴的锁骨。
2 、在领钱时，我们需要在记事本上写下日期、金额以及钱的用途。每个人负责记自己的账目。如果不在家，母亲或二姐便会代劳。偶尔我们还得在账目下面签自己的名字。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仿佛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背负着债务，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多年来就是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的。至少我是这样的。于是，在这样的家庭，挣多少钱便意味着一个人有多成功和坚韧。因为这能证明你有能力偿还债务，有能力报恩，能自食其力。讽刺的是，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母亲这惹人嫌恶的性格。我在二十八岁那年才发现这个事实。某个冬夜，我和室友惠惠坐在客厅里闲聊，从日常生活聊到了原生家庭。“你知道吗？这是你从你的家族继承来的。你看所有东西都有价签，每一样东西在你眼里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钱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所有东西都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所以你们这么在乎钱。”惠惠继续说道。我还想起曾经有人提醒我千万别问一个人的薪资有多少。这是隐私，人们说。这也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懂得的事。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看你多像她。孩子们毕业后，她开始在记事本上记孩子给她多少家用。她还习惯将哪件新衣是哪个孩子（几乎都是大姐）送的这样的事挂在嘴上。我是极少被提及的那个孩子。我给的家用和送的东西实在微不足道。我仿佛总是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一切。我害怕和她一样。我不要像她那样对数字极为敏感和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不要像她那样在记事本上记账。我不会动不动就提餐桌上的饭菜值多少钱。我不会露出一副自以为无私奉献的嘴脸。然而这只是徒劳无功的逃离。多年以后，当我结了婚，开始与另一个家庭有了哪怕是最淡漠、疏远的联系，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摊泥淖陷落到又一摊泥淖里（那你指望生活是什么？），我对眼下的生活不禁感到失望、愤怒，不知不觉便自怨自艾，充满了怨毒。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生病后，母亲开始提到我们这些孩子在幼...
3 、那些日子我给几个外国家庭的孩子当中文家教。当我备课时，母亲坐在沙发上帮我剪生词卡。我不小心多印了两张，她把它们折起来，放到手提袋里。“我拿回去给人看，让他们知道这是你做的。”她说。然后她提到了未来。她嘴里的未来总是乐观、明朗又饱含苦尽甘来的意味。我想起那些下南洋，刻苦耐劳、坚韧的先人。我对他们充满了敬畏，却又在想到他们时感到害怕、力不从心。“可以在这里摆张桌子，再摆几张椅子。”她环顾狭窄的客厅，迅速而果断地给出了她的“战母略方针”。“一定可以的。慢慢做，越做越大，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她紧接着说。当她说“所有人”时，我知道她说的是大姐和她自己。两个白手起家的女人，和祖辈一样坚强、目光坚定，堪称完美的典范。人人都对这样的故事着迷不已。我什么都没有做。她知道什么？这里不是乌拉港。这么逼仄而又一尘不染的房子是永远不会欢迎访客的。我是不会让那些中产阶级看见我的窘迫和挣扎的。他们也不会对这些感兴趣。这不是我要的生活。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作家。只是不知为何我没有付诸行动，也不知道应该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我还要考虑吃饭和未来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教书教得不错，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这是一条最好走（可一点都不轻松）的路了。但是，此时此刻，当我回望过去，我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段多么混乱、愚蠢、模糊的悠长时光。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带到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这个，拒绝那个。当我为了在次日或第三日能从容、魅力四射地站在讲台上而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教室或死寂的教师办公室里备课时，我是在填补我那空洞的虚荣心吗？“女孩嘛，当个老师就挺不错的。”“你真有爱心。”“当老师可好了，有那么多的假期。”是谁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他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后来离开了金台西路，搬到广顺南大街的一处两居室公寓。我在一所美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校谋到了教职，聘用合约上还有这样一项激动人心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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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与狐狸》
1 、现存的历史，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也许只占实际上构成人类历史的因素的千分之一”？历史，正如它通常呈现的那样，往往把“政治”（公共的）事件作为最重要的代表，而精神的（“内在的”）事件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然而初步看来，它们——“内在的”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它们，也只有它们，才是构成生活的终极因素。因此，传统的政治历史学家都在说些肤浅的废话。
2 、事实上，在卡列耶夫看来，当托尔斯泰谴责那些形而上的作家倾向于理想化或将因果效应归于“英雄”“历史力量”“道德力量”“民族主义”“理性”等抽象实体时，他达到了自己的巅峰，因为他们同时犯下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发明不存在的实体来解释具体的事件，以及让个人、国家、阶级或形而上学的偏见任意支配。
3 、他不怕质疑任何事情，他相信一定存在某种简单的答案——只要我们不老是折磨自己，到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去寻找答案——而答案一直就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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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盖骨噼啪作响》
1 、信的内容简洁有力、清晰明了：“本人希拉灵·拉马丁，五十七岁，身体健康，享有伤残抚恤金。希望与一位同样身体健康、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漂亮女性建立关系。如有可能，可以协商达成婚姻意向。”这是一封干净利落的求偶信，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一处疏漏，那就是对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只字不提。
2 、幸福，并不存在。”他论述道，“幸福是人类的抽象发明，是人类为了让自己的愿景得到升华所起的名字。人类受制于自身局限性，怀着对从未存在过的失乐园的伤感怀念之情，努力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圆满和绝对之境。他们为自己力不能及的幻想赋予了人性化的名称和形式：上帝、自由、纯真、永恒、爱情、无形物、宇宙。这些欲望十分荒谬，而人类在荒谬之中不断绝望且痛苦地尝试，想将自己从无法摆脱的缺陷中解脱出来。只有当人类进行冷静且理性的反思，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接受绝对的圆满不可能实现的事实，才能明白上帝、自由、纯真、永恒等等都不存在，‘超越善与恶’的生活才能过得下去。这就是妥协的艺术。”
3 、他下意识做出反应，猛然从手里已经泛黄的《插图之夜》年刊上撕下一页，匆忙又豫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我。 这是一张有些陈旧但依然漂亮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多萝西·拉莫尔①穿着一条富有挑逗意味的碎花纱笼裙。他在下方用粗体字简洁地写道：这个也是？”我笑呵呵地在这一页留下评论：“是的。我觉得她是一汪可口的泉水，我真他妈想跳进去游泳。你不想吗？”我故意用了“真他妈”这个词，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他着迷于生动的粗话。对一个不能说也听不到的人来说，绘声绘色的下流话不失为一个发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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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1 、“我觉得人类是会努力爬到别人头上的生物。而利用这一点，助长这种本能的，就是资本主义。比如漂亮的衣服，豪华的房子，让人一见倾心的外表，还有身高、胸围，等等与之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制造出优越感和劣等感的落差。所以，被人嘲笑没有谈过恋爱，归根结底也是资本主义搞的鬼。是为了催促人们躁动起来，花更多的钱。”
2 、七尾试着想象，如果这是真的，兜会是怎样的丈夫，会成为怎样的父亲。
3 、“吹箭总是让人猝不及防，还是枪和匕首比较好对付。这是高良先生说的。”奏田说，“高良先生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等我意识到的时候，箭已经从身边飞过去了。”“啊，就是那个。”“什么?”“光阴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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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愁云消散》
1 、如今，在她自己和父母——先且不说旁人——眼中，和霍兰德先生订婚算是完成了一 项皆大欢喜的壮举，而事实上，她只是满足了众人对她一向的期待；此举在极大满足众人之余，更是成全了她。突然之间，她发现众人对她有诸多期许。人们期待：他在的时候，她必须喜极而颤，他若不在，她便得黯然销魂；她（谦卑的）存在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实现远大抱负，只此而已；她必须觉得他是世间最了不起的男儿，正如她必须觉得自己也是人人称羡的女子，此番赞美他人都欣然给予。这些期许如此一致，以至于她自己都差点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
2 、但她究竟要如何侍奉他呢，德博拉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对于眼前这人人倾羡的大好机缘，她是全然陌生的。她觉得自己并不爱亨利，但即便爱他，她也完全没必要为此放弃原本独立的生活。亨利是爱她的，但从未有人让他放弃过他的自我。相反，娶她为妻在亨利看来只是锦上添花。他依然可以和友人共进午餐，前往他的选区游说，在下议院工作一整晚；他依然可以继续他那为男性所独享的自由多彩的生活，他甚至都不用戴上婚戒或是改动姓氏以示身份的改变。但是每当他想回家时，她必须在家守候，放下手中的书本、报纸抑或信件；她必须时刻准备好倾听他所说的一切；她必须热情款待他的政界友人；即使他在地球的另一端召唤，她也只能跟随。
3 、所以你本有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对吗？但因为你是个女性，所以你无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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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世界糟蹋成这样》
1 、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一切的一切都是“自我决定、自我负责”，一旦栽了跟头就没有退路。“都是我不好”——除了自责，孩子们别无他法。自残型心理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把年轻人逼到这个地步的社会是多么残酷啊。
2 、我想告诉孩子们，“受不了就跑，没关系的，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只要好好活着就行。”我是真心盼着他们幸福快乐。不满二十岁的孩子过得不好，岂能怪到他们自己头上。
3 、诗人伊藤比吕美分享过这么一件事。最小的孩子三岁时，她问：“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喜欢谁？”孩子回答道：“我自己！”——还有比这更好的答案吗？她说她在那一刻确信，这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定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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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火》
1 、生活啊/你为什么不是刀斧利刃/劈开我内心的冰封/偏偏做那绵延无尽的电钻/一寸一寸/将我的高傲和矜持/凿穿/击落。
2 、和你说话的感觉很奇妙，它不像是和别的人交流，更像是回应自己内心的呓语。语词像一束光射向幽深的宇宙，我的童年、历史、记忆、故土则化作星球徜徉其中，一一点亮。2
3 、原来做父母最难的地方，在于负担超越个人经验和能力的抉择。仅有爱是不够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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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灵》
1 、在牛津这个城市，人们唯一真正关心的是钱，其次是信息，因为信息总可以变成来钱的工具一不管信息是重要还是多余，有用还是无足轻重，有关政治还是经济、外交还是认识论、心理学还是谱系学、家庭还是仆役、历史还是性、社会还是职业、人类学还是方法论、现象论还是技术，或者干脆有关生殖崇拜，你要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掌握（或者立刻获得）某种可兹传播的信息。此外，传播信息也是唯一可以避免自己的信息被传播的方式，于是，一个越是厌世、独立、孤僻或神秘的牛津人，越会向大家提供有关他人的信息，从而让自己的缄默能被原凉，并赢得保留隐私的权利。一个人对他人知道得越多、讲述得越多，他就享有越多的豁免权，而无须谈及任何关于自已的内容。所以，整个牛津都在全身心地、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保护、隐匿自己的一切，同时尽最大可能调查有关他人的所有。
2 、当一个人独处，当他独自生活而且是在国外时，他会格外留意垃圾桶，因为垃圾桶或许是唯一长久跟他保持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持续保持关系的东西。每一个即将亮相的黑色塑料袋，簇新、亮闪闪、平整整，都能产生一种绝对清洁、蕴含无尽可能的效果。晚上，这个人把它放好，便已经是新一天的揭幕或承诺了：一切即将发生。那只袋子，那个桶，有时是一个孤独之人一天中唯一的见证者；陆续投放进去的是垃圾，是这个人一天的痕迹，是他丢弃的一半自我，是他决定不成为也不保留的部分，是他所吃、所喝、所抽、所用、所购、所产生和接收之物的另一面。一天结束了，袋子和桶满了，混沌不清，但是，这人看到它们在变大、变形；里面的东西未经分拣、不分彼此，然丽，这人知道这些东西源自何处、条理如何，那且知道这种混沌就是他自身的条理和解释。袋子和桶证明他那天存在过，积累过，跟昨天和明天略有不同却又保持一致，它们是两者间可见的纽带，是这个人旅途唯一的记录、证明或信物，是这个人唯一真正完成的作品，是生命的线索，也是他的时钟。每当这个人走到垃圾桶前并往里扔东西，就会再次看见并接触到几个小时前他丢弃的东西，这给了他存续感：他的一天就由去往垃圾桶的次数来标记，在那里，他看到早餐喝的水果酸奶的瓶子、清晨起床时只剩两支烟的烟盒、邮差送来的现在已撕破的空信封、可口可乐的罐子、开始工作前削铅笔留下的刨花（尽管后来用的是钢笔）、他认不完美或有错而揉皱的纸张、装过三个三明治的玻璃纸袋、烟灰缸里无数次倒下的烟蒂、蘸了香水用来擦拭额头的棉球、为了不中断手头工作而心不在焉吃掉的冷盘的油迹、从系里收来的无用的报告、一片欧芹叶、一片罗勒叶、锡纸、豆荚筋、剪掉的指甲、发黑的梨皮、牛奶盒、空药瓶、旧书店包书用的粗糙牛皮纸。一切都被一点点压缩、打包，相互覆盖、融合，就这样构成一个人生命中一天的轮廓——具体且坚实。把袋子系紧再扔出去意味着压缩并结束这一天，而这一天的标记也许仅仅是这些...
3 、而童年恰恰是一个人最深深扎根于这个世界的阶段，或者，如果非要以一种童稚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童年时，世界看起来更是个世界，时间更有分量，那时死去的人还没有变成我生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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