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体验我的身体时，与之保持着距离且充满了敌意，直到经历了那场截肢手术，它令我震惊并带我走向了与身体的深层亲密关系。当我沉浸在我的文化中时，我被这种文化的命名和标准所评判，我认为我的身体是充满问题的女性身体，令人不满的矮，难以控制的笨，而且永远永远不够瘦——因此，一个有些变态的安慰和提醒是：我并非唯一将身体体验为牢房的人，多年来我在钱包里装了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它的前半边有一个画得拙劣的人物大喊着这样一句话：“救命！我被困在一具人类的身体之中了。”的确，在当代的（自我）监控文化中，我们中又有多少人——无论男女——感觉在我们的身体中如同在家一般而不是感觉被困在其中呢？（我天真地认为舞蹈演员与运动员一定能有家的感觉，但是我也意识到因为他们为别人的眼睛而表演，所以总是逼迫自己，他们不只是比我更多地去观看和评判他们的身体，而且也可能比我更小心且更容易对其身体的局限和不听话感到沮丧。）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们中的谁在其身体中会仿佛“在家”一般？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启蒙的（stil-Enlightened）文化中，尽管它当下对“身体”有着后启蒙的迷恋和拜物，但它仍然将身体看作陌生的物体，使之与主体意识相分离（即便主体意识就居于其中），而主体意识会将它规训为可见的形状，或者将其明显地塑造为一种自律（discipline）1。这种将身体规训为可见形状并将其变成一种自律的做法不能只归因于电影、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它是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