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薇安·索布恰克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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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次强调,我不是在隐喻性地讲述触摸电影和被电影触摸,而是讲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相当真实地感受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和听到世界的能力,以及电影在屏幕之外相当真实地“触动”和“感动”我们的能力。正如哲学家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所说的那样:“事物恳求肉体,就像肉体召唤事物且作为事物的对象。知觉是肉体的可逆性,肉体触摸、观看、感知它自己,一个褶子(暂时地)在自我拥抱中捕获其他褶子。”2经验电影,不仅仅是“看”,我的活体在知觉中演绎了这种可逆性,并颠覆了作为相互排斥的场所或主体位置的银幕内外的概念。事实上,“文之悦”产生于这种对固定的主体位置的肉体性颠覆,产生于作为“第三”项的身体,它既超越于离散的表象之上,又位于其中;因此,如巴特已经指出的那样,“错误的是···想象在文本内部和外部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因为身体的颠覆性力量部分地在于它既在比喻上又在实际上发挥作用的能力”3。电影经验中的所有身体——那些在银幕上和银幕外的东西(以及可能是银幕本身)——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身体。它们具有既在隐喻上又在实际上发挥作用的能力。它们普遍地且扩散性地存在于电影经验中。然而,这些身体也在物质上受到限制,可以被具体地定位,每个身体都无疑会成为感觉和含义的“根基性身体”,因为每个身体都存在于与其他身体的可逆性的动态的图形-背景(figure-ground)关系之中。此外,这些身体从内部颠覆了它们自己的固定性,混合了肉体和意识,颠倒了人和技术的感觉中枢,因此,意义以及意义产生的地方在观众的身体或电影表象中都没有一个分散的起源,而是出现于它们的结合之中。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做了受现象学影响的唯物主义工作。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论“触觉占有”(tactile appropriation)时谈到了电影的可理解性,在其他地方他又讲到了观看者的“摹仿能力”(mimetic faculty),即知觉的一种感官和身体形式。3克拉考尔将电影的独特性置于媒介的根本能力之中,即从生理和感官上刺激我们;因此他把观看者理解为一个“肉体-物质存在”(corporeal-material being),一个“有皮肤和头发的人”,他告诉我们:“在电影中呈现自身的物质元素直接刺激了人类的物质层:他的神经,他的感觉,他的整个生理基体。”1然而,直到最近,当代电影理论一般都忽略或省略了电影艺术的感官位置和观众的“肉体-物质存在”2。因此,如果我们通读这个领域的著作,就会发现英语世界中只有非常少的持续工作涉及电影经验里的肉体感官性,以及它构成什么意义,如何构成意义。仅有少数例外,包括琳达·威廉姆斯对她所说的“身体类型”(body genres)正在进行 的研究3;在《观察者的技术》(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一书中,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承认,观看者的“肉体密度”与19世纪新的视觉技术一起出现;史蒂文·萨维罗(Steven Shaviro)在《电影身体》(The Cinematic Body)一书中用德勒兹式的语气强调观看电影的内脏事件(visceral event)5;劳拉·马克斯(Laura Marks)的作品讨论了“电影的皮肤”和“触摸”,这种“触摸”注重她所形容的与身体和影像相关联的“触觉视觉性( haptic visuality・里奥( Elenad...
为了与这个核心主题一致,本书采用了一种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指导的方法和批判实践。就像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概括的那样,存在主义现象学“是一种哲学风格,强调对人类经验的特定解释,尤其关心知觉和身体活动”。确实,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哲学根基在于主观意识介入世界之时的肉体、肉身的客观基础,并且当主观意识进入世界时也会被其改变。因此,现象学的探究注重经验现象和它们的意义,这些意义在空间和时间上由具有客观性的主体加以体现、激活和评价——正因为如此,这些意义也总是已经受到历史和文化可变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具身性绝不会是先于历史及文化的存在。再者,与反历史、反文化的观念论不同,我们经验的现象无法被还原为不变的本质;相反,存在中的它们的形式、结构和主题是暂时的,因而总会对存在和意义开放新的、其他的可能性。因此,莫里斯·梅洛-庞蒂,一个关注具身性的哲学家,从先验(或构造)现象学转向了存在主义现象学,他告诉我们“[现象学]还原最大的经验教训在于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2。那么,现象学方法不是追求本质,而是追求在特定情况下,在语境之中以具身的方式感受到的经验意义——在经验的主客观“综合”中出现的意义与价值3。
具身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物质条件,它必然会使身体和意识、客观性和主观性处在一种不可化约的整体(irreducible ensemble)之中。因此,我们产生作用和表达意思都需要通过产生意义(sense-making)3的过程和逻辑,而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肉体生存,就像是它们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影响一样。另外(以及回应一种偶尔出现的批判,即认为现象学的目标是在意识和身体存在之间建立起过于轻松——以及“开心”——的对等关系),具身化意识的不可化约性并不意味着身体和意识、客观性和主观性在我们的意图或意向性中总是同时产生或者价值相等,又或者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即使在它们完全同时出现时——会对彼此完全敞开。此外,在既定经验中,它们并不一定完全等价,有时是身体占据了我们,有时则是意识占据了我们,并且当我们处在作为“客观的主体”和“主观的客体”这种双向的(reversible)但叔重不同的感觉中时,一方也许可以支配另一方。总而言之,如加里·马迪Gy)写1:感知主体本身被辩证地定为死非(纯)意识,亦非(物质的、自在的)身体。意识…不是纯粹的自我在场;主体仅仅通过身体的中介(mediation)而向自身呈现,也是如此了解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在场始终是被中介的,即间接的、不完整的。”`
在阿舍的视野中,就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给所认识事物所赋予的有意义的尺寸和秩序而言,一切事物都只能进行局部的测量。双曲线空间是最原初的,而且是被主观地体验到的——就人类的意义生产而言,它先于欧几里得式的抽象和笛卡尔式的客观性。如多萝西娅·奥尔科 斯基(Dorothea Olkowski)指出的:“被亲历的空间(lived space)是非线性的,它是一个场域,一个环境··。我们生存的首要空间是‘拓扑式的’(topological);它符合我们知觉的辩证对立·。它是一种‘社会环境,邻近关系及环绕关系被限制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中’,··(关系)不仅仅是几何学或文化的,而且也是活生生的(lived)。”1的确,这样的拓扑空间确切地说是在它之前的孩子世界的空间,孩子已经适当地“被规训”并且“被赋予了大小”。这里有启发的是通过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模式和孩子对主观/视域/世界关系的考察,指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双曲线几何学之间在体验上的差异。像我们从事电影研究的人都知道,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体对世界的“掌控”:表象与看不见的观看者建立了构成三角形的关系,如果以水平的地平线为参照,那个看不见的观看者处于顶点(平行线在这个顶点相交)。对孩子和成人来说,在没有欧几里得式标志(上文已做了详细说明)的处境中,人们与世界形成的体验关系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在这个系统中,身体处于周围世界的中心;因此地平线不是水平的,而是高度弯曲的(平行线在远处分散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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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索布恰克 经典语录

薇薇安·索布恰克

薇薇安·索布恰克作品: 《肉体的思想》
薇薇安·索布恰克简介:

【作者简介】 薇薇安·索布恰克(Vivian Sobchack)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电影和电视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第一位当选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主席的女性,也是美国电影学会董事会成员。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美国电影流派、哲学与电影理论、感知史与现象学、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等。 【译者简介】 李三达,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译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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