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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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寻找生命意义的冲动可以刺激位高权重的精英们做出疯狂但讲求现实的努力,使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重要和有影响——那么这种可能性从未出现在“大众”身上。首先,绝不允许大众诉诸自我主张这一武器,作为个体留下自己的印记;任何朝这个方向的企图都会被自动记录为不可饶恕的傲慢和叛逆行为——是对社会的威胁,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任何认真地自我建构尝试所需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在所谓身份的自塑特征与获取建构身份的手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尘世生活期间居于支配等级的底端,这一残酷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成了真正的“现实中的理性”。简言之,尽管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显然是“可问的”,但对“大众”来说,构建这种意义的方法在理论上是不可触犯的,在实践中也是遥不可及的。精英们显然霸占了所有被认为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公认手段——这些手段得到具有持久价值的权威的认可,指向无限和永恒的东西,从而超越了短暂即逝的身体生存的短暂性。精英们将所有通向个体不朽的“官方开列”的道路都留给自己使用。“大众”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已经被去人格化,同样地,他们也被剥夺了生产不朽的手段。这只是压迫性支配的众多面目之一——并且就像其他所有面目一样,它必须被隐藏起来(阿多诺说“社会压迫总是展示着某个集体的压迫的面具”);它必须把自身表现为总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总体中负责做出评判的那一小部分的意志。除了被选中的个体,其他所有个体的客观化(具体化)的地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大众”来说,“衡量标准就是自我保护,或成功或不成功地趋近他承担的功能的客观性,趋近为它确立的典范”)必须被转译为独立存在的持久价值:作为其他方面不可否认属于必朽的生存当中“不朽”的时刻,相当于精英的私人化不朽的某种集体等价物[一种高定时装(customized haute couture)的“大众/批量生产”(mass product...
这些范畴穷尽了现存哲学传统提供的各种替代方案,其中的“邻近性是在本体论上构想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种缩小的距离,一种被唤起的外在性”。与这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相反,列维纳斯“着力于不从存在的角度来领会邻近性”[38]。邻近他者,暴露给他者,为他人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人们在尚未自觉承担这些选择的情况下被选择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无论自身性质的善’的意义,这种善总是比选择本身更为古老”[39](人们再次将“更为古老”与伦理意义联系起来;“更老”意味着“更好”——伦理冲动发生在选择开始之前,因此它是自主的,不受所有认知性的、可计算的标准的影响,比如效用、理性、与“事实本身”的一致性,随后的选择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或可以声称依据这些标准,来评估自身)。我之所以成为那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存在,不是因为“他者”的认识,不是(萨特会说的)因为被“他”注视的羞耻,甚至不是因为我努力接近“他”,安慰或安抚“他”,解除“他”的武装或压倒“他”的力量;而是因为责任的召唤。这是一种前意识的执念,如创伤般(直击灵魂)的命令,这种命令不用说出来就被听到,它是纯粹的,没有身体的,无需表征,要求无需权威的服从,无需争论的同意,无需法律的义务。我的独特性,我的自我性,建立在我被召唤的基础上,因此我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某人。责任是我的,我被挑出来(承担此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分担这份执念,也没有人可以替我背负这份重担。既然我蒙受的召唤不能是其他任何人的,只能是我的,我的责任就不能有丝毫减轻,也不能有任何逃避:“邻人的面孔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无例外性的责任,先于每一个自由的同意、每一款协定、每一项契约。”
责任是我的事,交互性是他的事。我的责任是无例外、无条件的。“他者”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来“赢得”它。而我之所以承担我的责任,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以同样方式的回应。在我的责任中,没有预先考虑,没有对回报的预期,也没有对收益的计算。无论“他者”做什么,我都要对“他者”负责,在他做任何事情之前,在我意识到他做任何事情之前——事实上,在意识到他具备做某事的能力之前,我就要负责。而恰恰是“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使我承担了责任。对共同体的承认,对利益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合理化——所有这一切,如果真的到来,也都是之后的事情。在我的责任得到证明或确认之前,我就有责任。邻人引起我的关注,是先于所有假设、所有契约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这种亲属关系外在于一切生物学,“违背所有逻辑”。我之所以关注邻人,并不是因为他被识别出与我属于同一种属。他恰恰是他者。我与他的共同体关系始于我对他的义务。[42]其他一切都在这项义务之后才开始——包括对义务的质疑:比如要求责任摆出其理由,要求“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有资格得到我的关注。我们不妨重申一遍:一旦质疑开始,邻近性就已经被距离取代,责任已经失去了其无条件性;执念已经被计算取代。任何努力都无法恢复我那份责任最初具有的纯粹性与无例外性。所有基于存在的责任[与植根于异于存在的(otherwise-than-being)、面对面的责任不同,后者同时是我的独特性、我的人性和我们的共同体的创造物]将始终是脆弱的、可协商的,直到另行通知——最终,就如同“有”的其他东西一样,毫无意义。一旦责任失去了纯真,曾经属于邻近性的地方拉开了距离,问题就可能出现并被提出来。为什么我关注他人?……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只有当人们已经假设自我只关心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关注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基于这个假设,绝对外在于我的,即他人,会引起我的关注,这确实是不可理解...
这同样是一种纠结,一种尖锐的纠结。因此,人们会期待一种驱力,将不可分割的东西分开——这是社会管理的所有技能和抱负最喜欢的着力点;所有人造的、“文化的”、人为设计的社会秩序,都是从这种材料中形成的。区隔、区辨、分离、分类,这就是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手艺和绝技(tour de force)。就其意图而言,文化是一场向纠结宣战的持久战(尽管几乎没有取得实际成就)。它的承诺是对各种表现形式去芜存菁,它们包括真与假、美与丑、友与敌、善与恶。文化的工作是确保世界被很好地绘制和标记,这样就不大有机会出现混乱。而它的抱负是彻底消除只能选择“似乎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选项”所带来的折磨,以此使得世界更为宜居。它的斗争——徒劳无功但不可阻挡——是将纠结的人类困境切割成众多在逻辑意义和实用意义上都明确无疑的情境。显然,尖锐纠结的维续生存冲动是文化的这种处置的主要候选者。如果没有他人的维续生存,个体的维续生存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诱惑可言;但是,为了保持维续生存的吸引力和意义,我们所需的这种他人,可能(也应该)要与其他的他人分开。这正是社会通过其“文化化”的努力所实现的——或者至少是努力要实现的。“他人”分为支撑着维续生存的人和威胁到维续生存的人。物种的毫不妥协、压倒一切的自我主张,被分裂为更令人愉快、更易于管理的部落利益。这样就创造并仔细界分出了“内部”和“外部”:内部——统一、合作和互爱;外部——荒蛮、警惕和战斗。我的部落将不惜一切代价免于任何伤亡。在各项代价中(或者它们根本不算代价?坦率地说,它们难道不是收益吗?),最不可或缺的是一旦敌方部落被指定为“目标”就会遭受的“附带损害”,并且既然是目标,那就是要遭到“打击”,并被“道德中立化”。我的部落的维续生存得到了它需要的东西:一定程度的冷酷无情的自爱,一定程度的充满友爱的与他人的合作。那些只被标记为爱的人,以及那些被选中接受冷酷对待的人,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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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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