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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经典语录/名句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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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现代性出现之前，人们仅因归属于“错误的群体”就被杀害的情况便已存在。……受害者们是异教徒，是拒绝接受“真正信仰”的人。然而，在大多数情形里，至少在原则上，他们通常会被给予忏悔和赎罪的机会。他们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吊诡的是，前现代的种族大屠杀实际上间接承认了受害者拥有自由意志。同样吊诡的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代——每天都在歌颂自由意志、在各个方面都强调自由选择的时代——大屠杀的正当性却是建立在否认受害者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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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性质所限，媒体主导的“怜悯狂欢”很难将“我们都是同一片大陆的一部分”的瞬间共情变为稳固而有效的制度化纽带。它们向我们展示人类苦难的恐怖样貌，却远远未能揭示这些苦难的根源，例如自由贸易破坏人们的生计，市场强加的单一作物种植毁坏土地，或者军火行业及其贩运助长他国的民族冲突，让本国财政获利、国内生产总值节节攀升。因此，不论层出不穷的“人道援助”项目宣传如何成功，苦难的根源都未受影响。同时，尽管我们会在目睹苦难时掬一把同情之泪，但我们自身（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这些苦难负有的责任始终未被揭示。似乎我们对这些受苦的人并无任何亏欠，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被赞颂为高尚情感的表达，反倒增添了我们的道德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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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意味着知道事物可能是好的或坏的，但并不意味着知道，更不要说确定地知道哪些事物是好的，哪些又是坏的。有道德意味着必须在剧烈而痛苦的不确定性之下做出选择。我想，我们对恶知道得更清楚（尽管在被要求对此做出论证时，我们可能很难阐明）。关于什么是恶，我们基本上很少怀疑，我们会震惊和难堪，会厌恶、惊愕、反感。而“善”，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则是这组对立项中的标出项［1］。善的意象是后来的，带有“负号”，作为对恶的修正而出现。然而，虽然我们希望恶或恶的一部分消失，但我们并不确定取而代之的东西是不是善。我猜，几乎每次，我们都发现这种替代品并不“足够好”，因为在每种情况下，即使是在新的情况下，我们都总是面临善与恶的两难。因此，道德生活，即在善与恶之间做选择的生活，充满了自责和自我指控的焦虑。具有道德意味着永远不会觉得足够好，我倾向于相信，这种感觉正是人类天性中那种普遍的超越性欲望背后的驱动力，并且它解释了众所周知的人类对一切人类事务的恒久不安。但它也导致了许多不幸和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能够破坏最伟大的自我满足。这时伦理就派上了用场，作为一种镇静剂，一种安抚疑虑、缓解良心痛苦的灵丹妙药。但就像所有药物一样，它也并非没有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每天服用的话，它可能会引发“医源性”疾病，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剥夺自我仅有的那一点面对道德困境并自主追求善的能力。［1］标出项（the marked）为符号学术语，指在一组不对称的二元对立项中出现次数较少的那一项，因其出现次数较少而显得较为特别，与“非标出项”（the unmarked）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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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没少尝试，但事实证明，不自由并不是一种选项。人类唯一无法自由做到的事情，就是停止自由——他们永远是未决定的、未完成的、不完整的、“悬而未决的”。总有未竟之事要做，有未完成的工作要了结，有未走完的路要走。在这方面，各个社会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那些“尚待完成之事”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预先设定，继而被导入特定模式的。但即便人们要做的只是遵循模式、履行惯例、服从强制性标准，这种对“服从”的要求也只有在有可能不服从，即有可能走另一条路，有可能探索其他的路径时才有意义，无论这种可能性是否被公开承认。自由是人类价值中的至高者，但首先，它是一种宿命。作为自由的存在者，人既可以选择拥抱这一宿命，也可以试图逃避它；可以将自由视为使命，也可以抗拒自由——这种抉择的能力本身正是拜自由所赐。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价值，它也是一种极为矛盾的价值。它既吸引人，又让人厌恶。埃里希·弗洛姆曾写道，“逃避自由”是人类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之一；而阿尔弗雷德·舒茨则指出，人们同样倾向于用“原因”动机来掩盖“目的”动机。用“我不得不这样做”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似乎没有承认“我想这样做”那么令人紧张、困惑和恐惧。因此，“别无选择”或“只有一条道路”式意识形态自有一种险恶的诱惑，而极权主义的诱饵也极富吸引力。我们中的许多人常常感到，如果他们的自由被否定、被质疑、被剥夺，他们反而会更快乐。而这样“被剥夺自由”的机会，从来不缺少提供者。自由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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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们能够切近地目睹苦难，但这种“虚拟的”接近感也使道德冲动更容易被操控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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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埃利亚斯指出：“在临终之人面前，活着的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尴尬（embarrassment）。他们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使用的词语范围十分有限。”他补充道：“尴尬让人欲言又止。”[1]文明——这是现代性选择用来区分自身，并使自己置于其前身和邻伴之上的一个暗号——提高了羞耻（shame）的门槛。不同于我们遥远的祖先和“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不讨论残酷和血腥的事情。别人在公共场合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却讳莫如深。我们对某些现实的闪现厌憎不已，把它们驱赶到我们优雅有序的生存当中无人擅入的地窖里，宣称它们并不存在或至少难以言表。死亡只是被如此驱逐的众多事情之一；因此，尴尬，一种训练出来的羞耻情绪，使我们在直面死亡时麻木迟钝。尽管埃利亚斯对我们面对临终时奇怪的言语无能和表态无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此的解释却并不是人们唯一能想到的。确实，我们不知道该对临终者说些什么，即使我们从前和他们谈笑风生。确实，我们感到尴尬，为了避免感到羞耻，我们宁愿不出现在临终之人面前，哪怕在他们进入临终状态之前，我们热切地寻求他们的陪伴，享受每一刻的共处。那么，是训练出来的无力，无法用语言表达深刻、刺耳、痛苦的情绪，宣告我们必须归于沉默吗？难道是我们出于文明而对残酷产生的厌恶，使临终之人陷入孤独吗？也许，让我们无法开口的，不仅仅是礼仪的精致（不仅仅是这种精致），而且还有一桩简单的事实，即对于一个不再需要用语言来维持生存的人，一个即将离开那个由这种语言所塑造并维持、充满忙碌和伪装的世界的人，我们其实无话可说。近几个世纪以来，死亡不再是进入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入口，而它曾经如此；死亡已经沦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出口，一种停止的瞬间，所有目的和计划的终结。对于那个被称为“生命”的完全私人事件来说，死亡现在已经成了它完全私人的结局。因此，如果使用我们唯一受过训练并被允许使用的词汇，死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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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梦想成真，人们就会觉得这种生活的确有滋有味。梦想的实现，可能只是让人们从一种恐怖进入另一种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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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给你一句话吧，不过不是我说的——是阿尔贝·加缪说的：这世界上有美，也有受辱者。无论这项事业可能带来什么困难，我都希望永远不对后者或前者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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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道德不是人类的主要困境，所有这些社会、社会秩序、文化——都将无法想象，虽然很吊诡的一点是，它们都旨在使这一困境变得无关紧要，或者“无害化”其后果。我想说，社会是帮助人类应对自己作为“道德存在者”（moralbeings）的命运的一种装置，而这种命运就是必须做出选择，并知晓这些只是选择而已（或者当此认知遭到压制或否认时，至少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社会将伦理的样式铭刻在道德这一柔软易塑的原材料之上。伦理是社会的产物，因为道德不是。而如果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研究，那么它所探讨的（无论自觉与否）就必然是伦理规则如何被构建、被“固定”，人类如何为自己做出选择，以及如何提升、抑制或操控各种可能性。如果这是社会学注定要做的事情，那么社会学家经常被要求的“伦理中立”就要么是伪善，要么是自欺。社会是“一组得到协调的选择”，你所研究的任何社会，都是诸多现实中的一种，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就像所有的选择一样，社会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但在每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好。言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动，它需要由那些恰好是社会学家的“道德存在者”来实施（我要指出的是，这使得社会学家无论多么努力想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们在当权者眼里都依然显得可疑，当权者更希望人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认为貌似选择的东西并非真正的选择）。接下来是在善与恶之间做另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所有“道德存在者”都必须做的。你可以坚定地赞同自己所在社会的选择，从内部的视角来描述它，甚或采取一种盲目乐观的观点，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然后继续加固使这些选择固定下来的社会机制，使其更顺畅地运转，或者你也可以质疑这种选择的智慧，坚持计算它的代价，以及如果改变选择，可以使人类避免遭受多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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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现在”，只是对过去的不断回顾和重新总结而已。米兰·昆德拉曾写道，片段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结局，而片段的残酷之处在于，你永远无法知道它是否真的是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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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 经典语录

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作品：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齐格蒙特·鲍曼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家”。 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鲍曼用文字译写世界，一生撰有50多部著作。 广为人知的中译著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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